“材料”三年后“重聚”中国，4位顶尖海外学者眼中的未来全球科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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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DeepTech深科技

随着阴霾褪去，线下生活逐渐复苏，全球科学界的跨国对话正在积极重建中。

11 月 2 日，杭州未来科技城，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最新一届“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全球及亚太区的揭晓现场，4 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杰出学者——奥克兰大学教授、新西兰皇家学会院士 Elizabeth Broadbent，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二维材料与石墨烯研究中心主任、智能功能材料研究所联合主任、材料科学及工程系杰出教授、物理系杰出教授、电机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 Antonio H. Castro Neto，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印度国家工程院院士、新加坡工程院院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Seeram Ramakrishna，和麻省理工学院高级研究科学家、美国核学会 Fellow 胡玲文“重返”现场，共同分享了他们对未来科技发展和创新的独到见解，探讨了科学发展速度、新兴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全球合作等重要议题。

他们的领域，出现了哪些新的科技命题？

Elizabeth Broadbent 正在尝试打造一种社会化的机器人。拥有电气工程学背景的她，从 1990 年代开始就以此为自己的职业目标，尤其关注人类如何与机器人建立起情感联系，以及如何在机器人中构建情感智能和共情技能以在医疗场景下帮助患者。她透露，让机器人具备更高的伦理水平和信息精确性是其正在关注的重要方向。

Antonio H. Castro Neto 是一位石墨烯、二维材料领域的专家。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正在关注到全球性的挑战，包括能源、水资源和环境问题，尤其强调了将科学技术市场化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将新技术融入人们的生活中。这也是为什么他正在将自己关注的领域从非常基础的科学转移到应用科学上的原因。

来自材料科学领域的 Seeram Ramakrishna 分享了他在材料工程学上的最新研究方向。他指出，材料科学在制造可持续性、低碳排放材料以及智能材料方面有重要作用。

提到材料领域的未来趋势，他提出了两个关键方向，一是可持续材料的研究，二是使材料更加智能化尤其是智能化：“全球人口不断增长，已经超过 80 亿。在材料学领域，有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我们需要考虑如何生产更可持续、碳排放更低的材料。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如何创新，尤其是在微观领域要有所突破，以提高材料的性能和功能。

此外，过去人们只视材料为材料，但现在我们开始认识到材料也可以具备智能。因此，设计更加智能的材料已成为重要研究方向，许多研究中心也在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相关研究。”

作为一名核物理学家，胡玲文描绘了核能的前景。她同样也在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研究重心的转移——从实验室研究转向探索核能究竟会对全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她表示，核能在多个领域具备广泛的应用潜力，不仅可以作为电能的可持续性补充，还在核医学、农业、科学和辐射应用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包括 X 射线等技术的应用。虽然核能领域的工程师相对较少，但核能被认为是未来最安全和可靠的无碳能源之一，核能在实现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方面可以做出重要贡献，而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的方法。

技术从高校实验室走到企业，还能更快吗？

除了分享各自领域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高校和企业在科技生态中的位置和关系，是在现场引发 4 位嘉宾深入讨论的另一个话题。

有人关心大学结构改革。Antonio H. Castro Neto 表示，大学的传统结构可能需要改变，去鼓励大学里的企业家精神，才能促进更快的科研进展。他特别提到大学中的助理教授角色。很多时候，科研论文是否发布、是否进行课程授课都会影响到他们的职称评级，而这一点不能促进他们去进行“真正”的研究。

图丨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二维材料与石墨烯研究中心主任、智能功能材料研究所联合主任、材料科学及工程系杰出教授、物理系杰出教授、电机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 Antonio H. Castro Neto

有人关注资金资助机制的设计。Seeram Ramakrishna 分享道，在全球范围内研发方面的资金资助约 1 万亿美元，目前 50% 的资金来自于纳税人。受此压力的影响，大多数国家对于研究的资助和方法都是侧重于短期的目标。但是，他认为，资金资助机制应更加注重长期项目，而不仅仅是短期目标。

也有人关心情感秩序的建立。Elizabeth Broadbent 表示，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新技术是有着无限的潜力的，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在实现这些好处之前，要确保这些技术给人们的情感或认知上的感受是安全的。

整体来看，嘉宾们的观点非常积极，胡玲文更是直接向青年创新者们发出了鼓励和邀请。她认为，人类目前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年轻的创新者和创业者们不要等到所有条件百分之百准备好才开始商业化。

她说：“你在实验室能走的距离是有限的……但你可以冒一些风险，自上而下地去做出商业化的应用。我认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许多研究者都有机会将他们的成果转化为商业和工业应用。MIT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你可以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一些成果的时候就成立自己的公司，将它成功转化。”

解决全球性问题，跨国界、跨领域的合作仍是共识

讨论新兴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时，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技术具有巨大潜力，但也伴随着风险，如隐私问题和人工智能的滥用。他们呼吁政策、制度等应更加注重人类利益，确保新技术的应用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在全球合作方面，专家们提出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应超越地缘政治限制，以图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

其中，Elizabeth Broadbent 认为沟通和相互理解是一切合作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年科学家来说，如果能够更多地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僚一起工作乃至生活，将会在各个层面上大大提高对彼此的了解和理解。

Seeram Ramakrishna 则从机制建设的角度给出了 2 个关键建议：首先，需要建立专注于全球科学研究的资金或基金会，类似于国际发展组织如世界银行为全球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这将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多的专门基金，以促进国际合作。其次，在科学研究中强调跨地域合作，设立涵盖两个或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统一标准，使跨国合作更加顺畅、高效。他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这种机制将具有深远影响力。

Antonio H. Castro Neto 也坦言，科学家是天然欢迎交流合作的群体，自己就有幸能与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科学领域的人合作，跨越领域、国界并不是问题。即便新冠疫情曾改变过这种合作方式，限制了面对面的交流，但现在事态正在逐渐恢复正常，“对科学家来说，合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有机过程，我们期待互相分享并获得知识和经验”。

作为核物理领域的专家，胡玲文特别以最近上映的电影《奥本海默》为例，谈到政策和政治因素会对科技合作产生影响，以及全球性的科技协作和组织的必要性。

她说：“在电影《奥本海默》的观影过程中，我汲取了一项重要的教训：尽管你可能充满聪明才智、付出极大努力，也可能会发现非常有趣的事物，但政策和政治等外部因素却是无法准确预测的，你也无法确定它们对你的研究或生活的影响。

所以，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也是曼哈顿计划之后，艾森豪威尔宣布了一个涉及原子弹计划的倡议，旨在建立全球核能机构和组织。为了实现成功的合作，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共同的目标。其次，面对污染、化石燃料、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而个别国家的行为会影响全球各国。因此，我们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以促进我们对共同合作的理解，从而造福全人类并创造更美好的环境。”

展望未来，4 位专家都表达了乐观的态度。

Elizabeth Broadbent 和 Antonio H. Castro Neto 都十分关注高校教育的问题。其中，Elizabeth Broadbent 表示要想促进跨学科的发展，本质上需要去思考教育模式，其中会牵涉到相当广泛的话题，而在面对新生事物（如大模型）的潜在正负面影响时，人类也是刚刚开始学习如何管理这种技术。Antonio H. Castro Neto 则认为，面对全球性的挑战，仅仅依靠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高校需要对自身的架构进行改革，承担起作为新想法、新发明的发源地的重要职责。

Seeram Ramakrishna 相信，教育应当致力于让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亟需提高教学水平和资源投入。同时，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全面地思考如何让科学技术为更多人带来积极、有益的影响，除了物质的、身体的方面，还要关注人类精神层面的福祉。

最后，胡玲文也再次鼓励在场的年轻创新者、创业者们，认为只要有好的想法、好的技术，再加上自身的热情，最终一定能够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像“35 岁以下科技创新 35 人”这样的评选，将会在这个过程中提供极大的帮助。

好了，关于三年后“重聚”中国，4位顶尖海外学者眼中的未来全球科技观就讲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