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假如文物会说话 听它们说说广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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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之所以叫广州，从文物证史的角度，有“晋‘永嘉’铭文砖”首次出现广州一词；番禺之所以叫番禺，同样有类似的实证，有“秦‘蕃禺’漆盒”；还有“广”字开元通宝钱作为广州见诸史志记载的最早一次地方铸钱……假如这些文物会说话，它们会如何自我介绍？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尝试用第一人称，模拟它们的自白，听它们说说广州的历史。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商·“子系”铜爵

爵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之一

商代有“诸子”之器，金文格式为“子某”或“某子”，一般认为是王或族长之子。

“我”是商“子系”铜爵，爵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之一。“我”出土于河南安阳，经由容庚捐赠，所以“我”来到了广州博物馆。“子系”是器主之名。

如果对“我”不了解的，可以在《说文·鬯部》上找到“我”的介绍，“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这里说的“象爵者”，借爵为雀，爵、雀古字通。“我们”的一般形状，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一侧有錾，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际有柱，此为商和西周早期爵的共同特点。

目前，铭文上明确爵的用途的，只有白公父爵，“白公父作金爵，用献用酌，用享用孝。”

青铜爵一说可用于烹煮酒或温酒，少数爵之杯底有烟炱痕，但绝大多数是没有烟炱痕迹的。且三足入火稍久，青铜中的锡即易析离而损坏器表，故多数纹饰精美之爵作为煮酒之温器的可能性不大。

秦·“蕃禺”漆奁

“番禺”地名考古实物最早一例

当你们看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在土地里长眠了2000多年，幸亏考古学家们的发掘，让“我”得以重见天日，关键是，“我”身上烙印着“蕃禺”二字，应是在本地制造，或者是由南海郡治蕃禺所定制。目前“番禺”地名见于考古实物最早的一例，被认为是秦朝统一岭南并推行郡县制的重要物证。

1952年，秦“蕃禺”漆奁出土于广州西村石头岗秦墓。“番禺”是南粤一个古老的地名，从广州地区秦汉考古出土的诸多带有“蕃禺”或“番（蕃）”铭文的文物即可为徵。自古至今，“番禺”二字之含意众说纷纭，系而论之，一为“番山、禺山说”，一为“番山之隅说”，一为“古越语音译说”。带有“番（蕃）禺”或“番（蕃）”铭文的文物在两广秦汉考古中多有发现，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铜鼎，有一些刻有“蕃”“蕃禺”铭文；南越国宫苑遗址石构水池石板面上有阴刻“蕃”字；南越国宫苑遗址西汉水井出土木简有“蕃池”“蕃禺人”文字；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铜鼎上刻有“蕃”字……“番禺”地名出现频率之高，涉及范围之广，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实属罕见，可知甚有渊源。

汉·“内清以昭”铜镜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地区之一

体形圆，宽（直径）11厘米，有一个圆球纽、圆纽座。“我”是出土于广州市海珠区大元岗汉墓的铜镜，是这里出土年代较早的铜镜之一。“我”名叫汉“内清以昭”铜镜。“我们”这类铜镜纹饰基本一致，考古出土或传世者较多，可见当时数量大流传广，历代金石图籍也多有辑录。

“我们”的背面铸铭文，是战国晚期出现的一种新式样。经过西汉早期的发展，至汉武帝以后，铭文逐渐成为铜镜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汉代铜镜一个显著特征。而“我”背面的铭文则有“内而清而以而昭而明而光而夫而日而月而不而泄”。但通常认为铭文中的“而”形应是铭文中间的间隔装饰，不宜释读作“而”字。按铭文内容可分为昭明镜、日光镜、清白镜、铜华镜、日有熹镜、毋忘镜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地区之一，铜镜因镜背多有精美图案铭文纹饰，成为古代青铜器中独成体系的精美工艺品。

晋·“永嘉”铭文砖

“广州”出土文物中首次实证

“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我”是一块砖，来自一千多年前的西晋“永嘉”。但“我”并不是一块普通的砖，而是一块铭文砖，更因为“我”身上有“广州”一词，使得“我”成为“广州”二字在出土文物中的首次实证。

“永嘉”是西晋怀帝司马炽在中原所立年号，永嘉七年（313），正值北方五胡进犯京洛，怀帝本人于此遭掳，酿成了史不绝书的“永嘉之乱”。永嘉前后的荒乱局面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连年战乱、民族冲突、瘟疫流行、灾害饥荒。五胡、流民、诸王、盗贼、饥荒成了这一时期史志中出现最频繁的字眼。在当时四处战火连天，人心惶惶，五岭以南的广州却处于“皆平康”的社会局面，不受战乱、荒灾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相对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广州才能出现“永嘉七年癸西皆宜价市”的良好局面。还说明那时的广州居民，可以开设集市，自由进行商品贸易。

“我”身上的铭文歌颂了永嘉年间南方州郡民众安居乐业、经济繁荣的社会景象，反映了晋南朝时期中国北方动荡，南方稳定，北人南迁，人民安居的宏大史事。

唐·开元通宝 “广”字铜钱

见诸史志记载的最早一次地方铸钱

“我”是唐开元通宝“广”字铜钱，“开元”意思为开辟新纪元，并非唐玄宗的开元年号。在唐代所铸行的钱币中，开元钱是最先铸造和最重要的一种，且流行通用时间最久。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毁各地佛寺，将寺中佛像钟磬等销毁以铸铜钱，淮南节度使李绅率先在扬州于开元通宝钱背加铸“昌”字以纪地望。自此各州钱炉均于钱背铭以州名，此类加铸背文之开元通宝通称“会昌开元”。“广”字开元通宝钱是广州见诸史志记载的最早一次地方铸钱。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及其他多种钱谱金石图籍辑录有该类钱。

南汉·“芳华苑”铁花盆

见证广州荔枝湾一带旧时繁华

史称南汉刘氏豪奢极欲，多建离宫园囿，如《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僭伪传·刘陟》：“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岭北行商，或至其国，皆召而示之，夸其壮丽。”

芳华苑，南汉兴王府苑囿之一，位置在今广州荔枝湾一带。清屈大均说苑在城南，见《广东新语》卷十七《宫语·名园》：“城南有望春园，有芳华苑，亦伪南汉故迹。”而“我”，则是这里的一个铁花盆，又名南汉“芳华苑”铁花盆。原为顺德吴荣光筠清馆旧藏，后辗转流徙，1956年入藏广州博物馆。“我们”另有一同类也藏于广东省博物馆，是南汉大有四年“芳华苑”铁花盆，形制款识与广州博物馆所藏相同，唯多一个六角形浅托盘。“大有”，南汉高祖刘岩年号，以《周易》筮之而改，本是卦名。大有四年，即后唐长兴二年，值公元931年。

参考书目

《字字珠玑——广州博物馆典藏铭文刻辞类文物选》，文物出版社

《如果国宝会说话》，五洲传播出版社

好了，关于假如文物会说话 听它们说说广州历史就讲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