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城势”观察丨迷笛音乐节失窃风波，牵出一道“夹生城”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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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首席记者丨韦星

编辑丨郭庄 责编丨任志江

2023年9月29日至10月2日，河南省南阳市举行一场属于年轻人，特别是属于音乐爱好者的狂欢节日——迷笛音乐节。

充满动感与活力的音乐节，让沉睡多年的历史名城再度被唤醒，被关注。南阳也迎来了“扬名、出圈、出彩”的机会。但在活动结束时，发生了些不愉快的事：部分乐迷返回帐篷时，发现一些东西被偷了，包括帐篷、内裤、秋裤，都偷了。

事不大，金额不大。但因夹杂着点娱乐和滑稽的因素，加上一些人造谣说“碗口粗大的电缆也被偷”，这些零碎的消息借助社交媒体发酵、传播后，很快演变成一场席卷互联网的风暴，引发各方关注和讨论。

从当地官方发布的消息看，“顺走”乐迷东西的，多为当地村民。有专家分析，当地村民之所以这么干，主要是村民缺乏参与感，认为盛会与我无关，进而建议此类活动要增强村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和责任感。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不尽然。因为按照这种说法，很多大型的国内国际赛事或活动，为何没发生类似失窃事件？村民“参与感缺失”，或许并非是造成此次音乐节部分乐迷失窃的主因。

“失窃风波”的根源还有哪些？笔者以“夹生城市”的角度和视野，探寻这类现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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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地域黑与算法、情绪

迷笛音乐节部分乐迷失窃后，互联网上出现些“地域黑”的说法。其实，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我们无法要求众口一声。

我们批评那些以此为由头，煽风点火、夸大其词，甚至虚构“碗口粗电缆被偷、数十万元失窃”等行为。

我们也不认可，因这事的出现，就对南阳这个地方有成见或对官方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服务能力以及志愿者的辛勤付出，一票否决。我想，但凡有一定阅历的人士，都会持有这样的理性看法。

从事新闻工作，大家也更清楚，按目前互联网的算法机制，其不会将地方所做的很多正面工作推荐到重要页面或位置。相反，算法更乐于将一些刷新别人认知和三观的内容——助力其推上热搜。

但要理解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要理解社会真相，需要盯的不只是热搜，还有很多不被算法推荐和不被大众容易看见的真相和常态。

写这篇文章前，笔者浏览了今年九月份到十月初所有的《南阳日报》相关报道，结果发现，当地对这个音乐节非常重视，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下简单举例——

按照官方统计，这次活动有80余组国内外乐队、来自全国各地约4万“笛迷”齐聚南阳。为此，当地官方确实“动”起来了：

在医疗方面，音乐节期间，南阳市卫健体委为做好活动现场的医疗应急保障工作，从全市15家医疗机构共出动医护人员166名，要求每个救护站和救援队配足配齐应急救治药品及抢救设备。统一调配备20台自动体外除颤器，提供给急救志愿者在现场开展巡回医疗保障。

交通服务方面，为方便乐迷出行，南阳市公交公司组织348台接驳车，开通多条接驳专线、夜间疏散专线服务乐迷。

此外，南阳还协调增开了北京西、上海虹桥至南阳东的高铁车次。同时，音乐节期间，当地开通“两站一场”（高铁站、火车站、飞机场）直达专线3条，停车场接驳专线1条，旅游专线1条，夜间疏散专线1条，共计6条专线，以方便乐迷快捷到达迷笛音乐节现场。

在音乐节举办地的周边区域，当地增设上万个停车位。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节日期间，免费对外开放单位的停车场和卫生间。

仅以卧龙区为例，有24个单位、2个镇（街道）的388名志愿者和50名应急志愿者参与了“绿野独白”外围区域的9个停车场、1个交通路口、3个接驳点、高速独山站、迷笛音乐节主入口的志愿服务。

活动期间，南阳市委书记朱是西和市长王智慧率队到迷笛音乐节公交接驳站、志愿者服务岗、“绿野独白”演出现场调研督导，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交警、志愿者、现场工作人员。

对乐迷，朱是西说，“希望你们在南阳玩得开心、尽兴、舒心”；对志愿者，朱是西谈到，“回的都是家人，来的都是客人”；了解后勤保障工作后，朱是西强调，“举办这次迷笛音乐节是对城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考验，对扬名南阳、发展南阳意义重大”。

可见，南阳确实希望通过诸如迷笛音乐会等活动吸引年轻人，刺激和带动当地消费。这次活动期间，朱是西在公开场合也谈到，希望“广大志愿者热情主动服务，用自己的辛苦指数赢得乐迷的幸福指数、满意指数，为南阳争光、添彩，作出积极贡献”。

但对于多数网友来说，却是因为部分乐迷的内裤或秋裤被偷，才注意到当时已闭幕了的南阳迷笛音乐节。这很遗憾，但也是互联网时代，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如果不是你主动去寻找，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并不是取决于我们自身，而是取决于算法向你推荐了什么。

这些推荐，也在重构和强化很多人的认知（或者偏见）。

——②——

从偷菜到偷秋裤，“夹生城市”治理难

当现实被算法和情绪裹挟，形成自以为是的偏见后，在多种复杂情绪夹击之下，南阳交通广播主持人“青青”为南阳喊冤叫屈、痛哭流涕。

这或许是身处南阳、见证整个迷笛音乐节的乐迷才有切身感受。但从各地媒体后来的报道看，尽管出现盗窃的“插曲”，更多乐迷对当地的付出还是持肯定态度。

当然，笔者认为痛哭流涕痛斥“地域黑”倒完全没必要，首先因失窃本身是存在的，绝非网民无中生有。从官方10月5日披露信息看，“已归还身份证79张、电脑3台、手机17部，其余物品正在核实联系”。

但，也不能由此得出“河南人或南阳人怎么样”的结论。

其次，中国这么多人，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持有一样的看法。有的人原本就是在玩世不恭地调侃，你一旦一本正经，就已经“错”了。

如果因这次失窃事件就得出“河南人或南阳人如何如何”，显然无法解释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情况。

比如2021年11月，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万庄等多地出现老年“偷菜团”。根据媒体描述，这些老人带着小铲子、小锄头等工具，且“人手一个小推车”，他们来时，手推车空荡荡的，走时“满载而归”。

再如2022年8月，武汉市新洲区。一名95后女子返乡创业，投资百万元承包千亩农田并种植南瓜，但屡遭当地村民偷窃。据公开报道，每当这些老人偷瓜被抓到后，就会装病装无辜。甚至“偷瓜团”被曝光后，这些老人不仅没收敛，反而开始报复——将农田里的部分南瓜砍烂。

在海南，也有老人组团偷芒果被报道。

事实上，各地不时都有类似新闻。

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有些共同点：主要发生在三四线城市或是较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这也是笔者试图引入的一个概念——“夹生城市”并进行讨论的原因。

何为“夹生城市”？这是借用“夹生饭”的概念进行拓展的。大家清楚，夹生饭就是没有熟透的饭，有点半生半熟的味道。城市的发展，其实也是这样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城市因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更注重规则意识，更维护公共秩序。

成熟的城市里，不容易出现随大流“顺走”陌生人东西等不雅行为，这里更注重按规则和法律体系运转，市场效率也更能得到充分体现。

相比而言，农村社会的运行相对缺乏显性规则。熟人社会里，“是非”自然也是考虑因素，但“大家怎么做，别人怎么看，我和对方的关系如何”等等也很重要。 

即便依托成熟的法律体系，往往也不容易。这方面，北大教授苏力在其所著的《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以及《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等书中，都有精辟分析。大家熟悉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也从中反映出，乡土社会亦有“特有”的办事规则和行为准则。

如果说大城市或农村治理难，那么，比这更难的，一定是“夹生城市”。在“夹生城市”中，人们已逐渐脱离土地、摆脱身上的泥巴，逐步受到城市商业文明和市场规则的影响，其既有乡土社会朴实厚道的一面，也有市井小贩“狡诈”和“自私”的一面。这样，其呈现出“农非农，城非城”的“夹生”一面。

受这些因素影响，其所在城市的“构成”和发展也呈现出“夹生”的一面，治理的困境也由此产生。

诸如这次由一些村民“顺走”乐迷东西而引发的失窃风波，也是“夹生城市”治理困境的体现。这使官方即便做了大量积极而有效的工作，但终因这些行为的出现，导致地方城市形象受到折损。

无论是南阳官方，还是绝大多数南阳人，都不愿看到这令人遗憾的一面。但事实上，这绝非南阳特有，也不是一地、一国所有。

詹姆斯·C·斯科特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学者，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他对此谈得更为极端——“偷窃行为很平常；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几乎都是农业生活的持久特点。”

而早在十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徐宗阳就以“一个公司型农场的作物失窃事件”为例，对类似行动的观念进行研究，其发现：这样的行动不仅受到法律、制度、利益结构的影响，而且与他们对于这种行为“对不对”“是否合适”“别人如何看”等内心想法紧密相关，后者是他们观念世界的主要内容，也是违法行为中“正当”的来源。

这类似于《乡土中国》的“系维着私人的道德”章节中，费孝通谈到在道德与法律中所表现出的言行矛盾时提到，“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伴随着社会发展，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交叉演进，即便在不同年代、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大家都可以看到这种跨越时代、跨越地域和跨越国别的“通病”——从传统农业社会跨入到“夹生城市”以后，一些不当行为的发生有时可能被潜藏起来，但一旦有机会或周围不少人“都这么干”时，“夹生城市”结构的脆弱性就体现出来了，这也是其普遍面临的治理困境。

从这意义上说，我们又毋需为南阳迷笛音乐节失窃而感到焦虑，随着城市化进程，高品质城市公共服务惠泽更多群体，一切问题的解决，终将水到渠成。

——END——

好了，关于“城势”观察丨迷笛音乐节失窃风波，牵出一道“夹生城”治理难题就讲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