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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的底气和“药方”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切实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就在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下称《意见》)公布,迅速引发大量关注。
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难点在民营经济,社会关注的热点在民营经济,未来发展的突破点也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共识。
何以突破?上述《意见》特别提到,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
去年,正值“晋江经验”提出20周年之际,时任福建省委书记曾撰文提到,“晋江经验”不仅是对民营经济从孕育到成长、从发展到壮大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深邃思考、积极实践。传承弘扬“晋江经验”,也是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点燃创业激情、掀起创造热潮,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登上新台阶。
眼下,晋江乃至其所在的泉州,正处于提档升级的关键时期。作为“晋江经验”的诞生地,泉州是全国民营经济最早发源地之一,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居万亿城市之首,这也是泉州跻身万亿城市的最大底气。
但同时,一系列内外部因素影响下,泉州也面临发展“阵痛”,更需要重新在民营经济当中寻找“药方”。
衡量一座城市民营经济的规模,增加值是一个较为常用的指标。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宁波和泉州等万亿城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均超过万亿规模。其中,宁波和泉州两座地级市的民营经济表现尤为突出,反超了GDP更为靠前的城市。
如果从总量来看,“民营经济第一城”由重庆以17404.4亿元摘得;而常年头顶这一“头衔”的深圳,则以微弱差距居于第二。
两座城市的差异体现在何处?
如果进一步从每万人市场主体拥有量来比较城市的创业密度,以民营经济著称的深圳则以2229.6户登顶,相比之下,重庆仅有1063.1户,该指标在已公布相关数据万亿城市中排名靠后。
行业分布则是另一个比较维度。参考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2018年度)“法人单位”数据,两座城市“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为企业数最多的两大行业。紧随其后,两座城市企业聚集度最高的三个行业:
深圳分别为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重庆则是制造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以及住宿和餐饮业。
换句话说,虽然民营经济规模上重庆占优,但与深圳相比,其发展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猜你想看:《再上万亿,“塔尖城市”谁动力更足?》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成都、宁波、泉州的民营经济增加值一道迈过万亿门槛,将城市竞争的水位抬升至万亿级别。
细看三座城市,规模优势是推动成都转身的重要因素。截至去年末,成都市场主体共有364万户,在万亿城市中仅次于深圳的394万户。
宁波和泉州则是民营经济制造业带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典型。到2022年底,两市市场主体数量分别为130.4万户和139.7万户,不及深圳、重庆的一半,但民营经济增加值均超过深圳、重庆的56%。平均来看,宁波、泉州两市的民营企业对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作出的贡献更大。
如果进一步对比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泉州则能展现出争夺“民营经济第一城”的更强竞争力。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已超过60%。已公布数据的GDP十强城市中,除杭州以61%的比重位列第一,其余均不及全国平均线。反观泉州,该指标高达83%,高居万亿城市榜首。紧随其后的郑州,该指标刚突破70%,南通则以69.1%的占比居于第三位。
民营经济在泉州的地位之高,不仅仅体现在增加值上。当地有一种 “88999”的说法,即民营经济贡献了泉州八成以上税收、八成以上地区生产总值、九成以上研发创新、九成以上城镇劳动就业、九成以上企业数量。
即便在疫情影响下,泉州民营经济仍然实现进一步上探。对比2020年,泉州民营经济增加值为8284.08亿元,占GDP比重达81.5%,到2022年两项指标均有明显提升。
泉州民营经济为何能有如此表现?
从结构上看,泉州民营经济并非依赖某一种主导产业的延伸,而是多种产业的“百花齐放”。体现在数据上,到2020年,泉州共形成9个千亿产业,不少在全国都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比如,建材家居年产值4584亿元,石材进出口量约占全国60%;纺织服装年产值3428亿元,产量约占全国10%;鞋业产值2187亿元,运动鞋产量约占全国40%;健康食品年产值1374亿元,糖果产量约占全国20%……
追溯这些产业的发展历程,晋江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察切口。回顾晋江发展历史,民营企业家秉持“敢冒风险、爱拼会赢”的地域文化,发挥“山海亚侨特台”优势,靠实业起家,长期专注于“一双鞋、一片纸、一泡茶、一块玻璃、一片电池”等,逐渐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北京拓维研究院院长王毅曾多次前往晋江调研,他发现,如果深入研究产业发展脉络,晋江的成功首先还在于民营经济生态系统的成功建立。
据他分析,“在晋江企业群崛起之后,国内其他区域很难出现一家具有全国影响的运动品牌企业。企业集团通过其内部细致完善的分工协作形成了很高的行业壁垒,维持其不可逾越的竞争优势地位;且一经形成,就有了自组织、自运行、自我更迭的内在生命力。”得益于企业间的协同优势,一旦按下“启动键”,晋江民营经济便走上了自我循环的良性发展之路。
但另一方面,在民营经济的各类排行中,似乎鲜见泉州身影。
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为例,杭州有41家企业入榜,数量为城市首位,其后分别为苏州、无锡两座地级市。而泉州仅3家企业入榜,与头部城市差距较远。
不仅如此,即便与经济体量更小的城市相比,泉州也不占优势。
在民企500强数量排名前十位城市中,有三个并非万亿城市,分别为山东东营、河北邯郸和浙江绍兴。其中,东营和邯郸两市均得益于其强劲的支柱产业——
在东营,民营企业依托石油资源形成优势产业,上榜的17家企业有15家属于石化及关联产业;而在邯郸,钢铁产业格外突出,14家企业中有11家来自当地钢铁大县武安。
两座城市所独有的资源优势令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相较而言,绍兴则与泉州有着更类似的产业发展路径。
在泉州产业起步的上世纪80年代,浙江也拉开民营经济发展大潮。根据当地媒体记录,一批绍兴人用邓丽君的歌声伴奏,挂起了牛仔裤,摆起了地摊;在柯桥区的104国道沿线,到处都是贩卖布匹的摊贩;在诸暨、上虞、新昌、嵊州,有人养起了珍珠,有人卖起了雨伞,有人做起了医药……
以此为基础,绍兴民营经济逐渐呈现出块状发展的特色,包括柯桥的纺织、印染,诸暨的袜业、衬衫、珍珠、五金,上虞的伞业、化工、机电,嵊州的领带,新昌的医药、轴承,越城的家私等,较具规模的块状特色经济近40个。到如今,绍兴入围“500强”的12家民企,也各自脱胎于五金、化工、机电、纺织等领域。
绍兴的成长,一个重要助推因素在于产业转型的速度和力度。
一个典型例子出现在2018年,绍兴500强民企数量曾遭遇“腰斩”,从两年前的25家跌至11家。绍兴发改委课题组曾撰文分析提及,数据背后绍兴所经历的行业结构迅速优化,入围企业的建筑业比重从2016年的56%(14家)下降至2018年的45.5%(5家),机械制造业比重则从16%提高至2018年的27%。
而作为传统制造业大市,绍兴更是选择向先进制造业方向“攀登”。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先进制造业百强市榜单,绍兴从2019年的41名跃升至去年的24名,同年泉州仅居于30名。按照当地说法,绍兴制造业昔日的“酒缸、酱缸、染缸”,正向今日的“芯片、药片、刀片电池”转变。
眼下,新一轮民营经济发展大幕即将拉开,各个城市也在积极蓄力。比如,民营经济体量最大的重庆,将2027年的目标定为民营经济增加值超过2.5万亿、占比超过62%;此前,泉州也提出2025年民营经济增加值突破1.2万亿、2035年突破2.2万亿。
前路已然明朗,但民营经济发展仍不乏难题待解。这些民营经济大市,能否探索出新时代的“晋江经验”?泉州,又能否再度撑起“民营经济第一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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