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红星深度|那些失去乳房的她们：生命“延长线”上，书写一种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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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遇到巨大冲击的时候，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一生从头算起。对从乳腺癌中幸存的女性来说，余生才是一场真正的战斗。

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最新数据显示，乳腺癌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癌症，成为女性健康的“头号杀手”。在中国，每年新发乳腺癌病例约为42万例，平均每76秒就有一例确诊。

“已经‘死’过一回了。”蜈蚣状的疤痕横贯胸口，这是无数母亲、妻子、姐妹、女儿的身体。

她们的生命故事，如果只能表达出“死”的那一面，是不足以震撼人心的。一个个并不比任何人勇敢的女性，以自己的方式活下来，在受伤的土地上重建家园，找回自我，冲破桎梏。

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希望更多的女性在她们重建自我的故事中，找到勇气和力量。

“切乳手术后，我们离婚了”

厄运的开端，王爱华是用手摸到的。不疼不痒，瓜子大小一个凸起，她琢磨，要去买点消包块的药来吃。

2017年大年初一，王爱华和家人去乐山玩了两天，和往常不同，活泼爱玩的她几乎睡了一路。家里人催她去检查，她想着还约了朋友去安县泡温泉，把泳衣装上开车到医院，“检查完就直接上高速”。

检查报告上，“Ca”后面跟着好几个问号，医生立刻让她住院。“我根本不懂‘Ca’的意思就是癌。好一阵才反应过来，脑子一片空白。”

作为单亲妈妈，王爱华的精神支撑就是母亲和儿子，这样一个小家里常常充满了欢声笑语。但那晚的餐桌上，谁也没动筷子，三人围坐，四下无声。

“那个时候起，我发现我妈没有什么话了。”陪着女儿做完乳房全切手术后，83岁的老太太变得沉默寡言，固执地占据着陪床，一定要亲自照顾女儿。整整一个月，为了随时起身，老太太睡觉都不脱衣服。

重病是对家庭的大考。化疗的副作用让王爱华不停呕吐，四肢无力，随时需要母亲忙前忙后。或许劳累诱发了脑梗，母亲病倒了。王爱华愧疚万分：自己是“乱七八糟”的样子，还拖累了家庭。又心疼又愤怒，一句气话脱口而出：“我不想活了！”母亲听后晕厥过去。

她后悔不迭，抱住母亲痛哭道歉。那个时候她才明白，母亲承受的痛苦远比自己更多，使她再也不敢轻易想到死亡。

确诊乳腺癌那年，杨艳芳48岁。刚推出手术室正是最无助的时候，那时，她和丈夫的感情出现了裂痕。面对丈夫对婚姻的不忠，病中的杨艳芳立刻提出离婚。

旁人劝她，先忍一忍，“你生着病，他可以照顾你。”杨艳芳却更加坚决：不是生病就低谁一等，“我不要伤害过我的人来怜悯我，我觉得这是女性最大的自尊心。”

朱琳得病的时候45岁，确诊那天“冷静得有些可怕”。父母早亡后，爷爷把朱琳拉扯大。到了相亲的年纪，她首先问男方，能不能接受我带着爷爷？“人家都不同意，我就真的一辈子没结婚。”

朱琳知道，未婚未育的女性得乳腺癌的几率比别人高，“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生命的完整性本身就是人的尊严”

走出医院是一道坎，走入社会是另一道坎。

作为一个被赋予太多意义的女性特征，乳房是无法被忽视的显性存在。当女性失去乳房，不仅仅意味着身份的残缺，还有自我认知的危机。

为了重新“挺起胸膛”，有人往内衣里塞纱巾、丝袜、手纸，但是容易跑位。有人往乳胶手套里灌水，增加重量。相对而言，自制绿豆袋更加普遍。

“失去乳房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影响健康。”从业近十年，德国某义乳品牌成都体验店店长李玲见过各种奇形怪状的“填充物”，但是大多只追求形似，忽略了保健功能。李玲介绍，切除单侧乳房导致的左右身体重量不均可能导致脊柱侧弯，肩膀一高一低。而变薄的胸腔壁也会让心脏更易遭受外界的冲击。

用柔软硅胶制成的义乳，重量与真实乳房相似，还能有效保护胸腔。据《2022-2027年中国义乳行业市场深度调研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显示，中国义乳市场需求量超过50万只。然而在城市中，往往需要辗转才能找到一家义乳店。

义乳的价格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高端产品支持温控、调节大小，一些顾客选择定制。

作为“义乳佩戴师”，李玲会陪伴顾客进入试衣间，帮助她们试穿。有时她也很感动，“戴上义乳之后，顾客的脸一下子‘亮’起来了，因为生命的完整性本身就是人的尊严。”顾客会毫不掩饰自己的喜爱，直说“好舒服、好漂亮”。但出了试衣间，丈夫结账的时候，“她可能就不这么说了，只选一个便宜的。”

有的夫妻到店里看了又看，最终没有购买，或许是已经为治疗花掉不少钱，这种“非刚需”产品有些奢侈。“但也有一些家境不太好的家庭，为了让女性能够更加自信，愿意去花这一笔钱。”

拆线8周以后才能佩戴硅胶义乳，而一个20多岁的女孩伤口还没有长好，就急着到店里买义乳，说要去海边游泳。再听到她的消息，女孩已经去世了。“她可能已经是晚期了，想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去享受生活，对生活还抱有很大期望。”

“进”与“退”的抉择都需要关爱

乳腺癌剥夺了女性特征，因此不少患者在确诊之初都会有所顾虑。

社会歧视与自我认知共同产生了一种“病耻感”。四川省肿瘤医院乳腺科护士长杨婧介绍，医院会定期请理发师志愿者到病房为患者剃头，因为女性在外面剃头，往往会引来异样的眼光和猜忌。有患者畏惧出门，也有患者相反——“化上浓妆、涂上指甲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杨婧看来，这同样源自恐惧。病耻感也会带来两性关系中的愧疚感。

调查研究发现，50%以上的乳腺癌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症状。

王爱华曾向一位老友透露了自己患癌的消息，后者再也没有和她联系。不爱出门，不喜社交，更像是对自己自尊心的保护——“正常人害怕被传染、担心我们负能量、觉得我们是负担，这些我们都能感觉到。”

哪怕是以善意之名。朱琳手术后重返工作岗位，领导担心她的身体，给她安排最轻的任务，同事们对此颇有微词。不想被区别对待，朱琳申请了提前退休。事实上，因为害怕担责，一些公司不会考虑患癌的求职者。

杨艳芳做完手术回家后，几位朋友前来看望，向杨艳芳的家属提出要看看伤口。杨艳芳选择在卧室里假装睡觉。作为病人、幸存者，杨艳芳感到一种无力的愤怒，自己仿佛一个畸形的焦点。

四川省肿瘤医院乳腺科副主任兼二病区主任李俊杰告诉记者，在乳腺癌的治疗过程中，不仅需要规范的诊疗方案，对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人文关怀也十分重要。针对患者的心理疗愈，医院会开展患者健康教育会和心理咨询等方式，帮助患者积极面对疾病。

杨婧介绍，在积极的配合治疗下，患者身心基本康复需要1-3年，对伴侣也是考验，因此，“关注伴侣情绪健康也非常重要。”

李俊杰表示，乳腺癌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是遗传因素、生活方式和环境暴露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健康饮食、生育哺乳、体育锻炼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乳腺癌发病风险。他建议，40岁以上女性定期进行乳腺癌筛查，有家族遗传史或既往有乳腺不典型增生的患者，年龄可以提前到35岁甚至更早。

“如果疾病发现较早，可以采取保乳治疗，有保乳指征的患者，长期生存率和乳房全切无显著性差异。”没有保乳条件的患者，也可以通过外科技术进行乳房重建。

她们，正在告诉更多的她们

通过偶然的机会，王爱华、朱琳、杨艳芳加入了成都市抗癌协会“抱团取暖”，成为志愿者。“在这里没有健康和不健康之分”，最重要的是，通过帮助和自己一样的人，她们又一次看到了生命的价值。

她们受邀站上医院的讲台，与正在治疗的病友分享抗癌往事。看到台下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她们感到自己的经历终有价值。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我们精彩地活着，你们也不要怕什么！”

王爱华们知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再也回不到从前。“但这个世界也需要我们，帮助其他患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新的意义。”

成都市抗癌协会秘书长黄云春观察到，或许是因为更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成为志愿者的患者康复情况优于其他患者。此外，加入抗癌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患者比其他患者康复得更好。

她介绍，协助会定期举办名医义诊、医院探视、兴趣小组等活动，帮助癌症病友积极治疗疾病、丰富生活，“女性更乐于互相交流与鼓励，因此女性更容易从阴影中走出来。”黄云春呼吁，癌症病友一定要走出家门，积极参与集体生活，对于康复大有裨益。

59岁时陈克兰确诊乳腺癌，一度想放弃治疗。但已届晚年的她无疑算得上是真正的勇敢。因为喜欢时装走秀，2018年，年近70岁的陈克兰和另一名乳腺癌患者郭德蓉成立了“成都生命之光艺术团”，组建癌症患者时装队。凭借精心排练的节目，艺术团多次受邀演出。舞台锤炼了她们的自信气质，更带来一种坦荡。

艺术团曾将许多患者从家庭和社会的低谷里拉起来，在集体中疗愈和成长。

陈克兰说，在生命的延长线上，想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也为年轻的患者做个表率，要向前走，不要停留。

许多乳腺癌病友都有这种想法：勤勤恳恳过了大半辈子，如今如果还想往上攀登的话，不是金钱、地位的攀登，而应该是人格的攀登。在新的生命阶段里，多显示出一点人格的勇气和光辉。

愿更多女性真正走出病房，走到人群中去，在艰辛的考验中铸就勇气，让人生继续向前、向上。

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实习记者 张芷旖 摄影报道

编辑 柴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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