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揭秘盘龙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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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22日-12月10日，由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盘龙城——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展览，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举行。本次展览为南越王博物院在广州考古70年、南越文王墓发现及发掘40周年之际推出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系列展览”。展览共展出205件（套）精美文物，分为涛起城池、卓卓商邑、古粤文明三大部分。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北郊的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是长江流域已知等级最高、遗迹最丰富的商代前期遗址，距今约3500年历史，被誉为“武汉城市之根”。遗址包括宫城区、李家嘴、杨家湾、杨家嘴、王家嘴等多个地点，总面积3.95平方公里，出土了大玉戈、青铜大圆鼎、青铜钺、绿松石镶金片饰件等3000余件精美文物。

筚路蓝缕 揭秘盘龙遗迹

盘龙城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地处盘龙湖半岛，曾被称为“盘土城”。1954年夏天，武汉发生特大洪水，为了加高长江沿岸的堤坝，当地的工人在盘龙城所在地取土。在此期间，工人意外发现有墓葬和青铜器。防汛结束后，以蓝蔚先生为首的文物工作者开始实地调查，由此揭开了盘龙城古邑的神秘面纱。

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首次对盘龙城遗址楼子湾进行科学发掘，出土有鼎、斝、爵、觚等青铜礼器，明确了盘龙城青铜器与郑州地区发现的早商青铜器的一致性。1974年，北京大学、湖北省博物馆联合对盘龙城遗址进行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最终确定城址年代为商代二里岗时期，距今约3500年到3200年，属于商代早期和中期间。城内发现发掘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被认为具有古代中国“前朝后寝”的宫殿布局的开创地位。此次发掘还使学术界首次认识到，商王朝对南方的控制范围，应该达到了长江中游地区。

随着此后多次考古发掘的进行，盘龙城遗址的年代跨度、遗址布局、文化性质基本明晰。遗址出土了大量反映高等级人群活动的精美遗物，如青铜器、玉器等，说明了商王朝对南方区域的影响和控制，反映出盘龙城在商代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突出地位。

荆楚商邑 共铸青铜文明

在过去，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商王朝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黄河流域。先秦《诗经·商颂》的《殷武》描绘了武丁征伐荆楚的壮举，表明早在商代初年，荆楚和氐羌等方国部落一样，已纳入商王朝版图。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为这些诗句提供了实证。

3500年前的盘龙城先民，为生存发展，在长江流域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盘龙城经历了小规模聚落兴起期，修筑城垣、宫殿及大量制作青铜器的繁盛期，以及随着人口增加、文化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发展期。盘龙城的中心区也相应地在不同阶段经历了从王家嘴到宫城区再到杨家湾的变化。

民以食为天，盘龙城遗址出土了类型丰富的食器与酒器，体现了先民们多样的饮食种类与先进的烹饪手法。各种材质与用途的劳动工具则折射出了盘龙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大量本地制作铸造的玉石器、青铜器、陶器与原始瓷器，都体现着盘龙城先进、灿烂的物质文明。

随着物质文明的富足，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使城市不断扩张，盘龙城展现出了复杂的社会层级。玉在商王朝是重要的礼仪器，盘龙城玉器兼具祭祀礼神、象征身份等级、充当货币财富及装饰美观等多种功能。本次展览展出了象征高级贵族权力的大玉戈，是商王朝的礼制性因素影响盘龙城邑的外化。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盘龙城发现了大量铸铜相关的遗迹和遗物，证明了盘龙城有独立生产青铜器的能力，且表现出较高的冶铸水平。同时率先进入金属兵器时代。遗址出土青铜器中，约三分之一为兵器。整个盘龙城文化，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值得一提的是，盘龙城当地的青铜器铸造工艺更是影响了中原，推动了殷墟青铜器的高度繁荣。

盘龙城在三百多年的繁荣与发展中，创造出了比肩中原的青铜文明，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发展等量齐观的证明。被誉为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镇馆之宝”的有领玉璧、绿松石镶金饰件和青铜大圆鼎，在造型纹饰和铸造工艺上都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基本一致，证明盘龙城与中原文化处于完全统一的系统中，是中原文化发展的延续，为中国青铜文明高峰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渐古粤 文明一体多元

盘龙城作为夏商王朝时期长江中游之重镇，对于广大的南方地区融入以夏商为中心的华夏文明系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盘龙城起，商王朝不断向南开拓疆土，其文化也逐渐辐射至中国南方地区。

近几十年来，珠江流域一项项鲜活的先秦考古发现证明了广东并非被边缘化的烟瘴之地，而是同样拥有着悠长的文化脉络，与周边文化圈也有着多层次的交融与互动。本次展览展出多件广东商遗址出土文物，同时介绍了广州黄埔竹园岭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为岭南地区的史前画卷的描摹与复原增加了新的笔墨。

璋、戈、有领（璧）环是中原礼制文化的代表文物，从长江流域到岭南地区都出土了不少受中原商文化影响的礼器，反映了华夏文明强大的穿透力。此次展品中有普宁、珠海、新会出土的玉石器，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商文化南渐并与岭南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让观众能够更直观感受到夏商玉礼文化因素对华南的浸润。同时，展览更带来了广州黄埔竹园岭遗址的多件新出土石器，这些石器也经环珠江口地区渐次传递到东南亚地区，显示出环珠江口在文化交融与传播上的区位优势。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在江浙、闽南、广东等沿海地区的越人居住地出现了印纹陶，其中岭南地区印纹硬陶、原始瓷的技术领先，制造技艺成熟。作为岭南土著文化的类虎头埔遗存，在广东地区大范围涌现，其以几何图案印纹硬陶和矮圈足器为鲜明特征，在岭南石器时代的尾声铺垫了青铜时代揭幕前悠扬的序章。

近几年，对广东陶器、原始瓷的研究不断推进。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岩老师指出，正是因为有我们广东贡献的高温陶器烧制技术，才有了后来的原始瓷。广东先民的技术，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多样性文化中，描下了浓墨重彩的“纹路”。本次展览展出多件广东出土的印纹硬陶、原始瓷器，既是广东地区的历史参与者，也是先民智慧的结晶。

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南方地区的原始瓷文化逐渐向北方扩散，深受商周时期贵族的喜爱。商代后期北方的印纹硬陶、原始瓷数量明显多于前期，其中安阳殷墟出土的原始瓷胎质细腻，外观特征已经与汉晋间的青瓷非常相似。有研究认为，盘龙城凭借地理优势，成为南方地区的印纹硬陶、原始瓷输往中原的交通纽带。印纹硬陶、原始瓷的烧制也为我国瓷器的发明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和技术基础，对于后世陶瓷之路可能具有发端性的重大影响。

从古国到王国，远离中原王朝的岭南文明演进并非踽踽而行，同样是早期中国化的进程。广东与盘龙城，凭借各自独特的文化面貌，共同构成了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在构建中华文明多元一统格局的进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代表的长江流域文明和岭南文明，既展现着本地先民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也是华夏文明大融合的激荡澎湃。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通讯员 南越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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