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农村金融的商业性和政策性并不冲突——专访青海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兴源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分享来自《财经》杂志的农村金融的商业性和政策性并不冲突——专访青海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兴源，如果您对农村金融的商业性和政策性并不冲突——专访青海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兴源感兴趣，请往下看。

对于金融让利实体经济，短期内会影响银行盈利。但从长线角度来看，当实体经济持续恢复并不断发展壮大时，自然会产生巨大的融资需求，形成对银行业的反哺

文｜陈洪杰

编辑｜袁满

庞大的中国银行业体系中，有一类特殊的银行——农信机构：法人数量超过2000家，占据银行机构数半壁江山；网点数量7万多个，占银行业的30%以上；总资产规模在50万亿元左右，超过“宇宙第一大行”工商银行的42万亿元。

在“五环外”的金融中，与大部分小微企业、农户有交集的并不是六大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而是农信机构，它们在县域市场以及广袤的乡村占据着更大市场份额，存贷款业务市场份额多居于当地第一位。

但由于经济压力下行、体制机制存在短板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部分农信机构不良资产暴露，且易新增风险。“所有风险和不良背后都有人的因素。制度再好、科技再先进，只要执行人出现了道德风险，就会产生不良。若要防范风险，需要紧盯风险背后人的因素。”近日，青海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兴源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强调。

作为中国唯一省级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青海区域经济并不发达，该地农信机构纯信用贷款的本省覆盖率达到80%左右，也就是说，每10户农牧户，8户获得了信用贷款。农信不良贷款率低于全国农商行的平均水平。

如何预防人为因素产生的道德风险？王兴源提出了三个理念：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是成本最低的风控；业务工作的难点就是党建工作的重点；人比资本重要。“无论银行有多少资本，若不管理好人，出现几笔不良贷款就有可能把资本金损失殆尽。”他说。

公开资料显示，王兴源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于2019年9月，出任青海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有着近40年的农信系统从业管理经验。作为一名农信“老兵”，他在农信定位和改革、农村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等方面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

目前，随着顶层设计要求农信机构坚守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市场定位，以及金融让利实体经济，如何兼顾其商业性和政策性关乎着乡村振兴的蓝图。“百年前农信在中国诞生，就具备政策属性。农信不应以追求盈利为最大目标，但作为商业机构，要保持适当的利润来维持可持续性发展。”王兴源称。

王兴源还表示，农信机构的风险大多来自大额资金投放、跨区域经营。农信只有深耕主责主业，才可以做到安全性，进而实现盈利性。在金融让利下，短期内银行的盈利会受到影响，但从长期看，当实体经济持续恢复并不断发展壮大时，自然会产生巨大的融资需求，形成对银行业的反哺。

防范不良关键是人的因素

《财经》：近年来，省联社强化服务职能，具体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王兴源：省联社一直延续的是“大平台+小法人”的模式，这是上一轮农信社改革的主要成果之一。各家农商行想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投入大、产出小的事情，由省联社来做。

具体到我们，淡化行政管理职能，强化服务、协调和指导职能，定位是“三管一提升”：管方向，管队伍，管风险，提高平台服务能力。

《财经》：2022年浙江、河南两地对农信改革有所探索后，2023年多省的农信改革正在加速。青海农信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原则是什么？

王兴源：目前，我们也正在研究和完善省联社改革的方案。考虑的方向是，一方面结合省情和社情实际，围绕县域法人机构资产规模、资本情况、抗风险能力、商业可持续性以及省联社与县域法人机构之间的现行管理体制机制等开展了分析，因地制宜论证和选择改革模式。

另一方面，主要从稳妥化解处置风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坚守支农支小定位和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等方面明确改革任务。

《财经》：改革往往与化解风险伴随。农信化解风险的措施是什么？

王兴源：在“三期叠加”下，不良水落石出。农信应加强与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沟通对接，压实政府、监管、银行三方责任，协同成立化险专班、制定化险方案、建立化险清单等。

我们通过集中攻坚综合运用“四个一批”（清收一批、重组一批、核销一批、市场化转让一批）的方式，仅2022年一年，实现压降不良贷款近29亿元，风险化解取得显著成效。

此外，全系统从“压降不良资产”的传统思维向“经营不良资产”的前沿思维转变，通过债转股、市场化处置等方式，盘活和经营不良资产，实现不良资产变现。同时，加大表外不良资产清收，向表外要效益，实现“颗粒归仓”。

当然，从行业来看，农信机构甚至中小银行的不良在处置过程中依旧面临一些制约。其中之一是，农信的不良资产，主要由地方AMC（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而地方AMC只能在省内开展业务，处置渠道较为单一，且部分地区的资产管理公司处理能力不足，影响着处置的进程。

《财经》：您刚讲的多为存量风险的化解，对于增量风险有何方式应对？

王兴源：所有风险和不良的背后都有人的因素。制度再好、科技再先进，执行的人出现了道德风险，就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若要解决风险问题，需要紧盯风险背后人的因素。

无论银行有多少资本，若管不好人、控制不好风险，几笔贷款就有可能把资本赔完。为盯住主体责任背后的人、廉政建设背后的人，建立了联合联动监督模式和问题管理闭环机制。

另外，把业务工作的难点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坚持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是成本最低的风险防控理念，并采取了向县域农商银行选派纪委书记，对纪检监察人员给予工资待遇倾斜等措施。

商业性和政策性并不冲突

《财经》：通常来讲，银行经营应遵循“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而近些年，农信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政策性。

王兴源：在欧美银行危机外溢、疫情影响下讨论该问题，非常有意义，银行业在这几个属性之间取得平衡尤为重要。其实，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从百年前农信在中国的诞生，就有政策的属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农信的管理权经历了“农业银行管理阶段”“人民银行管理阶段”和“地方政府管理阶段”等若干次演变，但农信社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未发生变化。

近年来，农信机构业务和服务的政策性特征愈加明显，更加强调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例如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专注服务本地、服务县域、服务社区，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确保投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贷款在贷款总量中占主要份额等。

我们进而定位成：做“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实”银行。“小”：就是坚持县域小法人的定位，不贪全求大，不盲目追求规模扩张。

为什么要做小？从省情上来讲，青海是经济小省、人口小省，这也决定了农商银行规模小；与全国农信相比，无论是省联社还是农商银行单体的规模都要小；从经营范围来讲，与其他商业银行比，农信的服务对象“三农”、小微、实体经济基本都在县域，经营范围小。原则上，单笔贷款控制在1000万元之内。

美，即形象美、文化美、服务美。精，即管理精、业务精、队伍精。实，即底子实、底数实、底色实，资产质量真实，不隐藏不良。

《财经》：如何平衡农信的商业性和政策性？

王兴源：二者并不冲突。农信系统有相当比例的农商行，已经形成了公司治理架构和治理机制，也讲究股东回报，但并没有以追求盈利为最大目标，保持适当的利润维持商业的可持续性即可。

安全性是银行的第一经营原则，是实现流动性和效益性的前提。农信只要聚焦主责主业，就可以做到安全性。这些年来，不良几乎都来自大额资金投放、跨区域经营。其实农牧户等“三农”的不良率非常低，青海农信的该类信用贷款不良率仅有0.8%。当然，小微贷款受到了疫情影响，这几年不良率稍高一些。      

对于金融让利实体经济，这在短期内会影响银行盈利。但我认为，应从长线思维的角度去看待，当实体经济持续恢复并不断发展壮大时，自然会产生巨大的融资需求，进而推动银行信贷资产的增长，形成对银行业的反哺。

信用村评定是重要抓手

《财经》：最近几年，大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开始下沉乡村，“掐尖”优质客户。您担心吗？

王兴源：在过去几十年间，大行认为农村市场风险大、盈利小，集体离场。近期国有大行和一些股份制银行重调服务重心，更多的金融机构在关注“三农”市场，这是好事。

中国是“三农”大国，有超过14亿的人口，其中农村人口约5亿人，这是蓝海市场。农信的优势在于机制体制灵活、人熟地熟情况熟、决策链条短、产品服务更接地气，网点足够下沉。随着农信的定位越来越清晰，服务“三农”和小微是我们的必答题，是唯一的选择，也是立足之本。

不过，大行下沉确实给农信的目标阵地和经营模式带来些许困扰。我们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在全省评定信用村3289个、信用户71万户，覆盖率分别是80%、74%（也就是说全省每10户农牧户，就有8户享受了农信的金融服务），提供纯信用、无担保、无抵押贷款。

有国有大行进入农村市场后，借鉴了信用评估，并对部分信用村提供更大额度的授信，出现了“多头授信”“过度授信”的问题，这可能会引起偿债风险。

《财经》：涉农主体固定资产少、发展不规范、有效抵质押物少等，一向是信用体系的薄弱环节和难点。

王兴源：我们逐渐探索出来的做法是，与地方政府、人民银行、相关职能部门配合、村委乡镇和农户共同构建农村信用体系，建立覆盖全省的财政支农融资担保资金风险补偿机制，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信用县“四信”工程建设。

其逻辑是：本着能评则评的原则，若一个村内有60%以上的信用户（不包括迁往外地工作的农民），则被评定为信用村；一个乡（镇）有60%以上的信用村，可以评为信用乡（镇）；同样，一个县上有60%以上的信用乡（镇），可以评为信用县。截至目前，信用县、信用乡（镇）覆盖率分别为62%和83%。

信用情况确定由评分表评分确定（以农牧户为例），根据评分情况分为优秀、良好、一般和等外级四个等级，评级为一般以上的根据得分情况确定对应信用等级和授信额度。

具体评定指标包括：申请人年龄、婚育状况、健康状况、业务往来关系、经营能力、家庭年净收、净资产、借款人个人征信记录、借款人配偶征信记录、定性指标、特殊指标等。

《财经》：这是一项海量的工作。在信用评定中，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王兴源：一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质效有待进一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管理薄弱，数字化管理手段匮乏，线下建档评级纸质档案调整、更新不及时，难以对评级成果做进一步的转化和应用。

二是信用体系建设科技化水平不足。涉农信用信息的采集、整合、使用方面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信息采集渠道、手段较为单一，现有系统不能支持按户录入数据或匹配，对业务支撑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三是农村信用环境仍需优化。部分农牧户信用意识淡薄，对农牧信用户小额信贷的具体业务、要求、偿还水平认识不清，信用观念淡薄，存在恶意欠贷和资金挪用的行为。

《财经》：除了打造信用体系，农信在乡村振兴中还有哪些着力点？

王兴源：中国幅员辽阔,农村地域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特点各不相同，各个农信的资源禀赋也具有差异性，具备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就青海而言，农信建立“双基联动”合作贷款模式，通过基层党组织“联建”，实现金融村官与村委行长“联姻”。

所谓“双基联动”合作机制是指基层农商银行与基层村委党组织深度合作，通过设立“五双”（双签、双挂、双办、双评、双控）工作流程，把基层村委党组织的政治、组织、信息优势与农商行的资金、技术和风险管理优势进行互联。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对农村的贷款笔数较“双基联动”合作机制实施前翻了2.38倍，贷款金额翻了4.55倍。

另外，也为乡村建设了“三资”管理平台，主要是规范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股权管理，提供监督预警，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营、管理水平。

题图来源 | piqsels

版面编辑 | 严沁雯

好了，关于农村金融的商业性和政策性并不冲突——专访青海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兴源就讲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