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专访全洪：康陵可“这样看”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分享来自新快报的专访全洪：康陵可“这样看”，如果您对专访全洪：康陵可“这样看”感兴趣，请往下看。

“广州又多了一处考古遗址展示，这是对广州考古工作的最大肯定”

日前，位于广州大学城的南汉开国皇帝刘岩之墓——康陵，正式对外开放。参观这座“千年帝陵”，需要做些什么功课？康陵还有什么“不解之谜”？如何客观看待南汉“功过”？就此，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书面采访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全洪先生。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收藏周刊：2023年6月10日，康陵遗址全面完成本体保护与展示利用工程，对外开放。这对广州考古的意义是什么？

全洪：南汉二陵是南汉国标志性史迹，是岭南地区难得保存的陵寝，也是目前国内发掘的为数不多的五代十国时期王陵。康陵遗址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对外开放有多方面意义：一是广州又多了一处考古遗址展示，这是对广州考古工作的最大肯定；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广州文化遗产数量，提升了遗产保护质量。整整20年努力，终于实现康陵原址保护和展示的愿望，其中涉及了诸多政策、法规，以及对保护展示方案的论证修改，还包含田野考古、文物保护和规划设计人员及各级领导的心血智慧。

南汉二陵从2003年春夏发现到2004年中田野发掘结束，即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位列广东省首批大遗址项目，这既体现出考古遗址自身的重要性，又体现各级政府对文化遗产的重视。

收藏周刊：您认为，大家在参观康陵时，不可错过的一些观察角度是什么？

全洪：从参观体验角度，有两方面需有所了解。一是陵园，为保护遗址，用保护棚将陵园最核心的陵坛罩起来。这个方形台基上建覆钵形包砖圜丘，应是一种佛塔造型。古代印度人与中国人一样，认为天圆地方。佛陀时代以窣堵波（sū dǔ bō）代表佛教，窣堵坡圆顶象征天宇。观众如今不能从陵坛上方看到苍穹，可遥想一下时人建造的初衷。二是康陵玄宫，我们在发掘时就确立原址保护和展示理念，尽可能减少对遗迹二次损坏，所以每处都小心翼翼下铲，能不挖就不挖。本来我们发掘砖室墓，为确保人员安全，是要采取大揭顶方式，将券顶拆除进行发掘的。但为保存遗迹，采取了支顶墓室侧壁和顶部进行，使文化遗产以最真实面貌保存。为保证观众安全，不可进玄宫参观。目前，博物馆方面通过三维建模等技术手段还原墓葬结构，并在展厅中以视频呈现。

观众对中国古代陵园结构也应有所了解。康陵陵墓位于陵园正中偏北，由地下玄宫和地上陵台组成，陵墓四周围护有神墙，神墙南部正中建有神门，四隅建有子母角阙，南神墙外侧还有一排廊式建筑，其南侧推测可能还有神道或石狮、望柱等。将来有条件也可模拟神道石人、石柱和华表等。

收藏周刊：康陵方座陵台上的覆钵状包砖封土丘，是否真与印度佛教建筑有关？

全洪：这个方形台基上的覆钵形结构实在太奇特，康陵在山坡上采用积土为陵的陵制，但又不遵循汉唐封土以方为贵的传统。所以我们在撰写发掘简报时介绍“封土台为砖包土形如覆钵状的方座圜丘”。简报发表后，也有专家研究10世纪即五代十国墓葬时使用的这个材料，认可“覆钵状包砖封土丘”的提法，并与印度窣堵波的建筑形制联系起来。覆钵形土丘类似窣堵波即佛塔的塔身，与印度佛教建筑有紧密关联。

在中原没见过这样的方形台基的圆塔形坟堆，在北方宁夏银川的西夏王陵也是塔式建筑。康陵的塔状陵坛却不循魏晋以来汉化的楼阁式建筑，而更接近犍陀罗不分层的覆钵形。哀册文记载刘岩“凝情释老”，兴建大量佛教寺院。据不完全统计，南汉时期广东修建寺院45所，其中兴王府最多，在城郊四方修建二十八寺。因此南汉通过某种途径仿照佛塔形制营造陵墓是有可能的。专家学者倾向于南汉引入南亚或东南亚因素。

收藏周刊：从陵园到地宫，其建制和中原及海外分别有什么联系吗？

全洪：已发掘的五代十国前蜀永陵王建墓和南唐李昪（烈祖）和李璟（元宗）二陵都是级别与南汉康陵昭陵相同，都有地宫和陵台，但陵墓规模远大于南汉帝陵。我们看到，除陵墓规模大小、构筑繁简外，基本制度还是大体遵循唐代山陵制度，是唐制在各地的延续，又各有特点。环封土周壁下部砌石或砖在其他地方也有见，福州王审知夫妇墓墓冢为长方形，成都王建墓也是封土丘围砌石条和砖。封土下部用石条或青砖围砌，更多的考虑可能还是为了加固封土，以免受雨水冲刷，五代十国时期这种做法多见于南方地区。

有一点与其他诸帝王陵墓不同的是，南汉陵墓显得简陋，没有壁画、天象图、精美石刻棺床，估计不是经济能力问题，更大可能是理念原因。

收藏周刊：康陵研究进程中，您觉得最大的一些突破是什么？还有什么“不解之谜”？

全洪：关于南汉三座陵墓，我仍称刘王冢、康陵与昭陵，因为后二者是帝制，前者为王制。刘王冢分前、后双室，这是“人臣”规格，刘隐死时封南海王，以王礼行葬，是后来其弟刘岩称帝才追尊“德陵”。

唐代帝陵没有发掘，学术界认为帝陵应该是前、中、后三室建制。昭陵发掘报告过于简略，将墓室分前室、过道和后室。过道与后室有级差，是前后室的分界无疑。问题在于后室，简报记录在前部“东西壁各有承柱，作为支持巩固券拱用”，主室（实为中室）东壁前部有盗洞，东壁承柱被毁。这种承柱结构就是康陵和刘王冢的做法——壁柱，沿墓壁码砌至发券处直上渐收窄，最后没入墙壁中。该壁柱正是分室的界线，可将主室区分为后室与中室。简报说：主室铺底砖南端入口处有四列正方形砖，其实是五列，分隔中室与后室的承柱就是建在第五列砖上。这样，昭陵就是前、中、后三室，正是帝陵规格。

已发掘的南汉三陵中，刘王冢（德陵）由于破坏严重，地表无崇高陵台，不能确定有无陵园。昭陵原有完整陵园结构，墓室之上有坟丘，墓前有神道石雕群像，所以小地名为石马村。墓前石马石象已移至南汉二陵博物馆保护展示。虽然后来陵园被毁，发掘后的调查采集到不少陵园建筑构件，有鸱吻、垂兽等陶瓦脊饰，与康陵完全一样。康陵和昭陵从地面陵园建筑到玄宫的三室建制都体现了帝陵规制。

未解之迷太多了！比如三个陵的位置，依据什么来选择陵域，有没有陵区？父子、兄弟之间的排位，还有就是皇后陵墓在哪里等。南汉的陵墓为何较“简陋”，是什么观念使它与前代及同时代陵墓不同？还有就是南汉瓷器产地及来源。前面提到康陵陵台是佛塔式建筑，如果是受印度或东南亚地区影响，那又是怎样的途径？我们希望更多学者深入研究。

收藏周刊：南汉二陵对于五代十国研究乃至中华文明根脉研究，起到什么作用？

全洪：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各政权立国时间短暂，难以致力于礼制方面建设，故其诸礼大致仍在遵行唐礼基础上发展而来。唐末各地藩镇称帝、称王，刘氏兄弟也趁机割据。刘岩称帝，国号为汉，追溯祖宗到汉高祖刘邦，反映出浓厚的文化认同意识。南汉政治制度、发展经济、保境安民、开科取士等都依循唐朝，也取得一定发展成果。自北宋以来，历朝历代将南汉斥为“僭伪”，对其记载多负面且数量少。但我们不能仅看宋人记述的南汉政权荒淫无度一面，也要看到其促进城市发展、经济文化进步的一面。从考古发掘看，南汉既继承李唐发展，又与赵宋大不相同，显示出不同文化面貌。兴王府在唐广州城基础上扩建，主要向南扩展。南汉国大力发展海上对外交通贸易，因垄断市舶之利而富殷，为宋代岭南在国内政治、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发挥积极影响。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海丝保护和联合申遗项目要加上南汉二陵。康陵出土数量众多的伊斯兰玻璃器瓶，宫殿区和兴王府城区发现不少伊斯兰陶器，传统上称为波斯蓝陶瓶，文献记载输入大量珍贵舶来品，沉船信息也有显示向番商支付国库银铤直接贸易，表明南汉政权大量推动海上对外交通贸易。

收藏周刊：康陵在原址进行保护展示，这个决定当年是如何确定下来的？能否说说细节？

全洪：这要从广州文物保护工作的良好基础说起，这是我国文物保护的重要成果，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成果。南越王墓发掘后在原址保护并建博物馆，是墓葬遗产保护的重大成果；南越王宫原址保护建成博物馆，是城市考古和大遗址保护的重大成果，这些举措为广州文化遗产的保护起着很好示范作用，在广大市民和各级政府中取得优良宣传效果。南汉二陵的发掘考古工作者从一开始就有着保护遗产的意识，其实除南汉二陵外，小谷围岛上还有大量地上和地下文物在原址保护。

德陵康陵发掘期间，国家文物局、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各职能部门领导到现场考察发掘情况、研究保护措施，我们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内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专家现场指导。

其中做出重大贡献的是麦英豪先生，包括小谷围岛大学城的调查与发掘，先生都常到现场指导，过程遇到特别重要迹象，常邀有关专家现场考察。而且，正是有了当年先生不断向政府和各界的鼓与呼，才一并促成了南汉二陵博物馆的建立和今天二陵的保护、展示。

先生曾在我与李颖明对其的专访《霜叶红于二月花——麦英豪先生访谈录》中说过，本世纪初，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文物库房、整理场地、实验室等硬件设施已跟不上发展需求，应尽快立项建设集出土文物保护、整理、修复、展示于一体的考古文物保护基地。“我是通过给市领导写信以及面谈等方式，为此大力鼓与呼”，先生说。2012年11月，广州市发改委同意南汉二陵博物馆项目立项建设，项目建成后交由市文物考古所管理使用。南汉二陵出土文物、南汉遗存及此前60年来广州地区考古发现的文物，由此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如今，这里也已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型遗址保护示范区及公众考古活动、考古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

好了，关于专访全洪：康陵可“这样看”就讲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