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从这些文物读懂“广州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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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建城2000多年来，在中国城市“朋友圈”中一直保持活跃，不同时期都有出圈“热搜”，如此强的适应能力，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城市基因息息相关，从而使得广州历经千年而不衰、屹立于世界名城之林。而这些，几乎都能有相应的文物得以印证。

日前，广州博物馆“守正 创新——文物里的广州智慧”展览开展，这次展览是博物馆学者从文物中对古代国人智慧的审视和阐释。展品涵盖了陶瓷、金属、纸质、古籍、杂项、图书等类别121件（套），近半数为首次亮相的珍贵文物。

A 云纹瓦当印布纹陶瓮为“和辑百越”物证

公元前204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使岭南地区出现汉越融合、美美与共的社会局面，并迎来了第一次跨越式大发展。此后，广州逐渐发展为开放包容、商贸繁盛的大国都会。借助市舶制度等海贸体制的创新，广州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2000年长盛不衰的东方大港。

南越王赵佗在汉越共存、习俗迥异的情况下，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积极处理好民族关系，将中原先进的制度、文字、技术引入岭南，致力于发展经济，为岭南的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展览中展出的带有汉、秦、楚、巴蜀文化元素的出土文物，就是“和辑百越”的政策环境下对岭南产生影响的物证之一。

包括于1974年中山四路造船遗址出土的云纹瓦当，该瓦当的制作工艺与陕西咸阳发现的秦瓦当类似，反映了南越国时期汉越交融，中原文化逐渐在岭南地区推行。留存至今的南越国宫苑及建筑遗址，见证了都城的辉煌、政权的稳固，也说明了“和辑百越”民族政策的创新之功。

值得一提的是，赵佗统治期间，岭南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并存，南越国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制陶工艺即是其中一种。南越陶器火候高，胎质坚实细腻，器型别致，纹饰美观，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此件印文陶以泥条盘筑法制成，后在器表拍打布纹，再加盖戳印而成。其中，戳印铭文为“大厨”，表明此器物可能为厨师所用的食物存放器皿。

B 清代吸引80%以上外国商船泊靠广州港

为何广州被誉为“两千多年永不关闭的门户”？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历代海贸体制的巩固创新至关重要。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上书建言并亲自主持开凿山路险峻的大庾岭路，使其成为南北交通要道捷径，同时，广州还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通海夷道”的起点。

因“大庾岭路”的开辟及“广州通海夷道”的兴盛，广州成为连通内陆与海外诸国的重要港口。唐廷在广州首设市舶使，宋廷在广州首设最早的海外贸易专管机构——市舶司。明朝时，广州被指定为专门与东南亚及印度洋诸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港口。清康熙年间先后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广州成为首批设立海关的通商港口，吸引80%以上的外国商船泊靠广州港，财政收入常居四海关之首。

其中，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执壶就是其中一件物证。唐代广州因陆路、海路交通的进一步畅通，成为沟通内陆与海外的繁荣商港，许多内地名窑瓷器均汇聚到广州装船出口，长沙窑瓷器即是其中一种。

此外，“克拉克瓷”则是晚明以来，广州作为重要陶瓷贸易节点的一大见证。以中国万历年间生产的青花瓷为代表的外销瓷器，又被称为“克拉克瓷”。因最初被荷兰人从一种称作“克拉克”（葡萄牙文为“Kraak”）的葡萄牙武装大帆船上截获而得名，青花花鸟纹碟是其中一件。这种瓷器一般拥有宽阔的边沿，并在口沿处绘有分格或圆形放射状开光山水、人物纹，多以中国祥瑞图案为中部主题纹饰。

从万历朝开始，中国瓷器向海外输出的贸易航线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中国澳门、马尼拉为转运港，向全球延伸的海上陶瓷贸易之路。

C 我国第一张自拍照出自广东人之手

说到“内卷”现象，恐怕不少人很难想象早在数百年前的广州已经出现。那个年代的广州工艺匠人通草画、玻璃画、象牙画，什么材质都能画；木雕、玳瑁雕、珊瑚雕，什么材质都能雕，善于创新的岭南匠人不断从大自然、海内外搜寻新材质，学习新的工艺，不断提升制器技艺，创作出独具匠心、巧夺天工的珍品。广州产品灵活多变，新品迭出，“批量生产”与“来样订制”巧妙结合。

广州工匠善用镂雕、连链、活纹、牙丝编缀等技艺制作牙球、牙席、牙扇、牙舫等广雕代表作品。其中，象牙透雕柳亭人物故事纹八角形花篮就是典型之一。

回顾历史，广州的牙雕工艺最早可追溯到南越国时期。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清代广州成为北京以外我国最为重要的象牙贸易和牙雕制作中心，广州牙匠不仅继承了传统技法，还在造型和纹饰上融入西方元素，精镂细刻，随形施艺，形成了华贵时尚、雅致优美、造型灵动、鬼斧神工的艺术风格。

让人意外的是，制造出中国第一台照相机的正是广东人邹伯奇，而中国第一张自拍照也是出自这位“中国照相机之父”之手，邹伯奇自摄玻璃底片正是珍贵物证。岭南地区面朝大海，两千多年持续对外开放，广纳四海新风，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涌现“岭南医祖”“铁路之父”“飞机之父”“相机之父”等科技英才，在其所处时代引领了国人前进的步伐。

D 在中国首创类似现代高等教育的导师制

清代涌现许多对岭南学术有开创之功的名儒，均忘我投身兴学育人；而心系家国的督粤重臣，亦以超前的办学理念，推动岭南书院在办学理念、教学转型上领风气之先，如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均以讲求实学、自由研究的学风培养了众多岭南英才，使清代广州真正成为岭南的教育和学术中心。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城北粤秀山创办学海堂，将重视实学的教育理念贯彻其中，实行不同于以往书院“山长制”的“学长制”，并聘请八位各有所专的名师为“学长”，选择品学兼优的学员为“专课肄业生”，让学生自选儒家典籍中的一书专习，在众“学长”中择师而从，在中国首创类似现代高等教育的导师制。学海堂不专尚八股、理学，而重经文史学等切实学问；倡导“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因材施教”“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在训诂、音韵、文字之外，又设天文、数学、地理、历法等科，为近代新式教育奠定基础，培养出陈澧、梁启超、邹伯奇、胡汉民等大批经世致用之才。

道光三十年的《学海堂夏课题》正是历史见证。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通讯员 邓颖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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