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穿越百年的竺可桢之问，问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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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脊梁——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百年》

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人生·百年”项目组 编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为了弘扬科学家精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国之脊梁——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百年》一书。该书选取了各学科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40位中国院士，通过院士名片、院士语录、院士故事等内容，用孩子喜闻乐见、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院士风采和科学成就，让青少年由此走近院士，了解院士。

受出版社的邀请，笔者负责书写这40位院士的故事。刚接受这个任务时，我感到满心的惶恐，深感笔力不逮，无法写尽这些共和国院士的风采与华光。好在，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人生·百年”项目组准备了大量真切的材料，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又进行了细致梳理，给我提供了翔实丰富的素材。经过几个月的埋首阅读，当我从浩繁的资料中抬起头来时，知道该怎么书写了：我不需要用华丽的语言去刻意赞美他们，也不用声嘶力竭地去拔高他们，我只需依据这些真实的材料，沉浸式地还原当时的场景与细节，写出他们真实的人生故事，便能深深地打动读者。因为这些共和国院士的可敬与可爱，就在这些真实的故事当中。

一

百年前的中国，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书中的主人公们在炮火中成长，在颠沛流离中探索学术的真谛。他们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念，远渡海外留学深造。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放弃国外先进的科研条件和优渥的物质生活，毅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两弹一星的研发、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攻克、石油精炼技术的开拓、电子科学技术的起飞……他们就像种子一样，洒向新中国科技建设的各个领域。

拂去历史的尘埃，他们的脚印清晰地镌刻在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的征途上。

1937年年底，日寇的脚步日益临近，桥梁专家茅以升为了阻止日军的铁蹄踏入杭州城，他要亲手炸毁自己设计的钱塘江大桥。要知道，建起这座大桥，茅以升克服了重重困难，用他母亲的话说，那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可是，就在大桥完工后一个多月，茅以升被告知要把桥炸掉。

对科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亲手毁掉自己的科研成果更残酷的了。茅以升却说，要炸就炸得彻底一点，把桥梁连同桥墩一起炸掉，让日本人彻底没法修复！因为建桥时他就在第二个桥墩里预留了放置炸药的空洞。建桥时就留下了炸桥的预案，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体验？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受命修复大桥。1953年，钱塘江大桥又重新横跨在了波涛汹涌的钱塘江上。

新中国成立后，那些在海外的科学家们便急着回国，要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纷纷提出了回国申请，却遭到美国当局的百般阻挠。然而，任凭美国当局怎么阻挠，也抵挡不住留学生们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众所周知，当时在美国留学的钱学森，他家客厅里放着三只皮箱，这是他做好随时回国的准备——拎起皮箱就走。当日内瓦会议上中美达成留学生回国的协议后，钱学森果断拎起皮箱，第一时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从钱学森留下的研究手记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钱学森取得的每一项成果，包括如何反复推导公式，如何多次演算数据……事无巨细，都被他一一记录下来。一篇薄薄10页纸的论文，钱学森写下的手稿却有800多页。那一页页手稿上，中文、英文、大字、小字、算式、图标，他都写得一丝不苟。这些“钱学森手稿”日后成了中国科学界极其珍贵的研究文献。在一篇论文手稿的文件袋封面上，钱学森写下了“没有什么是最后的”几个大字。这是钱学森在告诉我们，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研究探索永远在路上。

1961年的春天，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失踪”了，而在原子弹爆轰试验的工地上，却多了位名叫“王京”的老人。他干活特别卖力，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王老头”。谁都不知道，他就是早已名震世界，成就被美国科学界载入“百年科学大事记”的王淦昌。为了核试验，他化名“王京”，在大西北的寒风中整整待了17年。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去做什么了。当别人问他的儿女，爸爸去哪儿了，儿女们会指指信箱说，爸爸在信箱里。

1983年4月22日清晨，妇科专家林巧稚突然大声喊起来：“产钳，产钳，快拿产钳来！”这句话，在接生时林巧稚不知道喊了多少遍，可这一回，听到的医生全都泪流满面。因为这是林巧稚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林巧稚一生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的孩子，却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被尊称为“万婴之母”。她说：“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存在的场所便是病房，存在的价值就是医治病人。”

这样令我动容的瞬间，还有很多很多。书中的40位院士，每一位都有这样感人的故事。正是他们，撑起了新中国科技兴国的脊梁！

二

1936年秋天，浙江大学的开学典礼上，竺可桢校长问了新生两个问题：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进大学深造做什么？是为了做学问。做好学问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书中的40位科学院士，以他们的才华、热血和生命，回答了竺可桢这一振聋发聩的时代之问。就在第二年，1937年，竺可桢写了《科学的民族复兴》。他在书中强调，只有让民众，特别是年轻学生培养一种科学精神，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

那么，“科学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让我们翻开这部《国之脊梁——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百年》，读一读院士们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人生故事：

放弃国外优渥的条件，义无反顾回到祖国参与建设的钱学森、王承书、郭永怀、林兰英、师昌绪；瞄准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克难，永攀科研高峰的茅以升、何泽慧、吴自良、汪猷；不唯书、只唯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华罗庚、彭桓武、叶笃正、谢家麟；静心笃志、心无旁骛，“数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下苦功的王淦昌、吴文俊、黄昆、王承书；倡导跨界融合、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王大珩、任新民、黄纬禄、屠守锷；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竺可桢、叶企孙、赵九章、王应睐……他们，就是科学精神最好的践行者。

我们今天所处的，也是一个大时代。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我们正大踏步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竺可桢之问穿越百年的岁月，仍然回荡在我们耳边：读书是为了什么？毕业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面临时代大考，青年学子如何以作答？读完这部沉甸甸的《国之脊梁——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百年》，我想，你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作者：毛晓青，系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好了，关于穿越百年的竺可桢之问，问了什么？就讲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