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重温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分享来自新快报的重温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如果您对重温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感兴趣，请往下看。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整理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浩瀚的文献典籍，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也是中华文脉之所在。

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清内阁大库档案学，成为中国近现代“四大显学”。

2023年1月-4月，“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举行，249种、382件分藏于各处的“四大发现”珍贵文物首次荟萃一堂。作为历史文化重要载体的典籍文献，在文明传承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记者通过梳理国家典籍博物馆展览相关图文，与大家重温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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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

推前中国信史1000年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殷墟甲骨的发现，使只存在于典籍中的商代被证实为信史，把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收藏35651件，约占存世总量四分之一，是世界上甲骨藏量最多的单位，其中有字甲骨34783片。

这次的亮点展品，包括记载商王田猎，猎获麋鹿和兔的龟腹甲残片甲骨2174，上面的“兔”字象形，把兔子的前后腿、小短尾等外形表现得十分生动传神，也应和了已经来到的兔年；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中尺寸最大、字数最多的甲骨5405，长43.5厘米，宽24厘米，共218字，内容为向殷先公和山神祭祀，还保存了许多形态多样的钻凿，为甲骨钻凿形态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甲骨5509记录了商代日食，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载之一。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从中药铺买来的“龙骨”上有一些奇异刻画，与青铜器上的金文有些相似，便决定向外界高价收购带字甲骨进行深入研究，由此开启了探索、发掘、收藏、研究甲骨文的大门。至今，甲骨已发现约15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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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简：

汉代边塞“工作日记”

居延汉简是汉代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简牍，大部分是汉代边塞屯戍档案文书，一小部分为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简文内容最真实生动地展现了汉代居延戍边吏卒的工作生活面貌。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居延地区（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发现一万余枚汉简，为第一批居延汉简。1972年至1986年，甘肃省文物部门对居延地区汉代遗迹再次进行调查发掘，出土汉简两万余枚，为第二批居延汉简，该批汉简今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

亮点展品包括甘肃简牍博物馆藏《塞上烽火品约》（仿制品）、《论语·知道》（仿制品）等，国家图书馆藏《“肩水金关”简》《癸亥诏》。

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的《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形制特别，是用一节完整的红柳木树枝制作而成。檄文逐条列举了候史广德所督管的6个烽隧在守御器损毁丢弃、防御设施废弛败弊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汉代官吏处罚及追责历史的实物证据。

“以居延汉简为代表的甘肃简牍，1907年被发现时就震惊学术界，从此简牍学开门立宗，王国维、罗振玉两位先生依据简牍学发现的规律，总结出了‘二重证据法’，至今仍是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整理与研究的基础方法之一。”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朱建军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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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

中古时代“百科全书”

敦煌遗书，是1900年发现于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藏经洞的4至11世纪多种文字的写本，及少量印本、拓本文献，总计6万余号，内容涵括宗教文献、四部典籍、官私文书和非汉文文献，涉及中古时期几乎所有学科，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敦煌遗书发现后流散于海内外，现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美等10多个国家的100余家公私机构，引发了世界学术新潮流——敦煌学。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达16579号，写卷长度为世界各大藏家之首。

亮点展品包括抄写于西凉建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417年1月30日）的《四分律初分卷三》，是现存《四分律》最早写本，也是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有纪年的最早一卷；还有为抢救敦煌遗书，1909年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呈送清学部的样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百五十七》，它完整保存了卷轴装书籍的形态；《逆刺占》体现了兴起于南北朝、预测来卜者所卜何事及其吉凶的占卜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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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档案：

于无声处说历史

明清时期文书档案系统发展成熟，设有专门管理国家中枢机构与皇家档案的机构，以及内阁大库、皇史宬等档案库房。明清档案主要包括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方略馆大库档案、国史馆档案、清宫各处档案等。1921年，北洋政府因经费短缺，将大量内阁大库档案变卖给纸店的“八千麻袋事件”，使得明清档案真正被世人所知，随后学者与官方机构展开各项整理与研究工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明清档案1000余万件，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件，以清代档案为主。

亮点展品包括用以盛装皇帝圣训、实录等珍贵典籍的清代金匮；现存清代唯一一件完整的秘密立储匣——道光帝秘密立储谕旨并匣（仿制品）；明崇祯七年（1634）由徐光启和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共同参与绘制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仿制品）；清乾隆时期的小金榜（仿制品）、清光绪时期的文科大金榜（仿制品）、国家图书馆藏原内阁大库善本古籍（仿制品）等。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孙森林向媒体介绍，“近年来，除了开设展陈，我们还不断加大档案数字化、信息化研发建设力度，开发的满文档案图像识别软件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开放满汉文全文数据库16个，官方可查阅档案目录达416万条，上线了《清实录》《清会典》两个全文检索数据库，供国内外读者免费使用”。

“回首策展过程，我们有个感悟：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西北科学考查团发现居延汉简、王圆箓发现敦煌遗书，以及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都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从‘四大发现’到‘四大显学’却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我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一代代学者不懈钻研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倾力保护文化遗产的必然结果。”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研究馆员，“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执行策展人顾恒此前表示。

链接

要向公众普及宣传甲骨文

据新华社消息，2023年3月31日，“殷墟甲骨文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专题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单位的60多位专家围绕甲骨文传承发展问题，全面总结殷墟甲骨文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深入探讨如何充分发挥语言文字维系中华民族的作用，并在古文字的收藏保护、协同发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展示传播等方面达成共识。

其中，北京大学教授、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朱凤瀚提出，要面向中小学生和群众普及宣传甲骨文，大众的支持和热爱是促进甲骨文研究发展的重要土壤。

（本版图文资料来自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新华社）

好了，关于重温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就讲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