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患“不死的癌症”卧床32年，他在网上“打捞”了7000余条无人认领的遗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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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张大勇的“无名逝者数据库”刚成立不久，洛阳本地一位退休老工人就找到了他。老工人说，他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的妻子在一次出门买菜后再未回家。寻人无果后，他跑遍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殡仪馆，前后找了一年，看了100多具年龄相符的无名女尸，一无所获。

他问张大勇为什么，张大勇只能回答：“全国的无人遗体信息和存放地点浩如烟海，你可能跑全省甚至全国都没有用，要花费大量时间。”那时，张大勇患强直性脊柱炎瘫痪在床已经20年。每天，他做的就是侧着身子，通过床头的一台老式电脑整合全国的信息，“打捞”无人认领的遗体，让家属们有迹可循。截至2023年4月4日，网站已收录7271条无人认领的遗体数据。

病死的弃婴，医院抢救无效的老人，重度营养不良致死的年轻人，醉后不幸坠河的人，无人认识的街头流浪汉……更多的无名逝者姓名不详、死因不明，有的尸体高度腐烂，有的只剩一具白骨。每在无名逝者数据库敲上一条信息，张大勇都见证了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

2022年，与他相依为命多年的母亲也去世了，10平方米的洛阳家中，只剩下他一个人。近花甲之年，面对死亡，张大勇已经比想象中显得平静。

为逝者寻亲：

创办网站收录7271条无人认领的遗体信息

铆足力气，伸手抓住天花板上垂下的吊环，张大勇靠自己完成了一个往床内侧翻身的动作。床头摆了他的电脑，他每天会花至少8个小时运营“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在他的视线中，屏幕上的字体垂直了90度，但并不影响浏览。躺了32年，张大勇已经习惯了用这样的角度看世界。

作为强直性脊柱炎患者，59岁的张大勇最近一次出门，还是3年多前几个彪形大汉抬他下的楼。由于几次误诊，青年时的张大勇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期。这个“不死的癌症”，慢慢侵蚀了他的身体，导致他脊椎骨钙化，全身颈椎、双髋等30多处关节强直僵硬，无法转头、坐立、行走。最严重时，他只有眼球能转，慢慢变成了一具“会呼吸的木乃伊”。

十年间，他出房门的次数不超过10次，更多的时间躺在10平方米的家里，与80多岁的母亲相依为命。在张大勇创办的“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里，记录着他从全国各地公安、医院、民政部门等渠道搜集来的无人认领遗体信息，包括逝者的性别、大致年龄、体貌特征、衣着打扮、死亡原因、最后出现的时间地点、遗物照片等，还有事发当地警方和派出机构的联系方式。截至2023年4月4日，网站查询信息已达243页，总计7271条数据，都是他这十年间亲自收集录入的。

“无名氏，女，中青年女性，身高162cm左右，中等体态，有文眉、耳洞，发现于2022年3月16日，涟水县经济开发区境内盐河中。”

“无名氏，男，40岁左右，身高1.63米。2021年11月27日，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四街产业园废弃仓库内发现，目前公安机关掌握线索，身材较瘦，上身穿灰色毛衣，下身穿米色裤子，灰白格袜子。”

多数无人认领的遗体来自城郊荒野、河堤滩涂、树林里、大坝上，被发现时只剩下一具白骨。在张大勇的记录中，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无人认领遗体来自医院，或因病抢救无效，或因交通事故无人问津，有的继续放在医院太平间，放不下的移交当地殡仪馆。张大勇了解到，时间最长的无人认领遗体在殡仪馆放了40多年。

张大勇还举了一个例子，“在郑州一家大医院（太平间），只有20个位置，18个都被无名氏占有，只有2个能正常流通。”

考虑到有人对逝者图片感到恐惧，张大勇特地给图片做了特殊设置。进入页面后，只有点击两次，才能看到图片。“我在后台能看到IP记录，翻看1、2页的，或是好奇或是误入，但翻看30几页的，一定是抱着寻人的心态。”张大勇说。

生之界限：

精神脊椎挺起来，躺在床上也能帮助别人

1991年7月，是张大勇人生的分界线。

张大勇，1964年出生在河南省洛阳市郊区，父亲在某建筑公司当木工，母亲王玉平在家务农。后来，他进入当地重点中学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梦想着进大学，做科研。他的外公、爷爷是洛阳复旦中学的创办人，在当地德才名兼备；外婆蔡芸芝，就是不少90后小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那篇《我的老师》的女主人公——作家魏巍的老师。

但是27岁后三段失败的治疗经历，一下子让他“从天堂掉到了地狱里”。高烧不退后，他从此瘫痪在床。他曾在床下藏了一把剪刀，但完全僵硬的身体，让他连走向死亡都难如登天。母亲王玉平发现后鼓励儿子，“人有两根脊椎，一根是骨骼脊椎，一根是精神脊椎。骨骼脊柱病了，精神脊椎挺起来，照样能活成大写的‘人’。”

在母亲的陪伴下，张大勇逐渐接受了现实，开始用读书看报度过卧床的时光。在母亲收废品时为他寻来的成吨报纸里，张大勇重新探寻着自己生命的意义。

1997年的一天，张大勇如往常一样躺在床上，窗外的河道里出现了一具被奸杀的女尸。由于被烧得面目全非，警察闻讯赶到现场调查后，未能得出关于女尸的任何身份信息。一天，张大勇躺着看电视时，电视台报道称一对夫妻吵架后妻子离家出走，他觉得报道中妻子身着红衣的形象和那具女尸非常相似，于是立马让弟弟联系对方，结果真的对上了。

“躺在家里就能帮助到别人，”这件事对张大勇的触动很大，他说，“我觉得可能是上天的安排，给我提个醒，让我以后就干这个。”

1998年，张大勇看见报纸上转载了一则新闻，称美国建立了一个寻亲网站，让他眼前一亮，“原来还可以这么找人！”他想，自己也要建中国第一家寻人网站。此前卧床看报期间，他曾把报纸里刊登的寻人启事剪下，贴在笔记本上，“原本是计划日后用来展览，规劝大家不要离家出走，现在正好用在网站上。”

张大勇六七岁时，母亲曾带着3岁的弟弟到郑州探亲，他在外出时不小心把弟弟丢了，一家人心急如焚，最后在一个国营菜店里找到孩子，“那时候，我明白了什么是丢失家人的切肤之痛。”

没有技术，张大勇就建议下岗不久的弟弟张小勇自学电脑；电脑买不起，弟弟就连续在网吧包夜3个多月，白天上网10块钱一小时，晚上一整晚只要8块钱。最后在洛阳大学一位老师的帮助下，2001年1月2日，张大勇的第一个公益寻人网站正式上线运营。

2007年，张大勇接受了一名爱心人士的资助，进行了双髋双膝手术。经过2次手术，置换成人工关节，他终于能够重新站起来了。锻炼了几年，他能借助自己设计的工具——一根吊在屋顶的吊环在床上翻身，在屋里偶尔走动，也可以洗漱、做饭、给母亲煎药，母子二人相互扶持度日。在本地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也学会了操作电脑。

寻人网站最早的雏形已经包括寻找无人认领的遗体。和那位退休的洛阳老工人一样，张大勇也遇见许多家属，从寻找生者无奈转向了寻找死者，“生不见人，死要见尸，落叶归根，是国人的执念。”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寻亲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相比之下，张大勇的寻人网站已经优势不再，于是，他将重心转移到了无人认领的遗体上。

坚持下去：

“放弃的话，就没有第二个人做了”

张大勇最初的设想很简单：信息收集，汇总发布。实际上，第一步的信息收集就已经是最困难的一步。他曾向全国各地的警方、殡仪馆、医院发了近1760封信，想要收集无人认领的遗体信息。结果令他失望，收到反馈的只有几十条。

2011年，他决定“卧行中国”，用一次公益奖项所获的2万多元奖金，沿着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的路线，卧行至各省会及主要大中城市，从110、医院、民政部门、火葬场等单位，搜集无人认领的遗体信息。出行前，身高一米八五的他自备了一个担架，一头带轮子，另一头可以被人帮忙推着走。为确保进入火车车厢时有足够的空间直身转弯，张大勇还让朋友帮忙提前到火车站测量尺寸。

对于张大勇而言，此行除了收集无人认领的遗体信息，更重要的是推动媒体的关注，乃至推动政府对于无人认领遗体的处置措施。历时40天，张大勇收集了500多条无名尸信息，远超过他过去几年的收获。

2011年8月，36岁的弟弟突发疾病过世。因为无法出门，张大勇没有见到弟弟最后一面。第二年夏天，“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正式上线。

直面死亡，张大勇一开始有些不适应。网站建立初期，密集的尸体信息和图片的冲击，让他恶心呕吐，做噩梦。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年。

除了生理的不适，作为一名瘫痪在床的残障人士，张大勇经济上也是拮据的。有人找他在网站上打广告，他拒绝了，“不想让别人说我靠死人赚钱。”每年网站要交2000多元的维护费用，而他的低保费每月只有500多元，“也有人说我自讨苦吃，剩下这半条命好好活着，过点好日子就够了。”

从1994年起，张大勇就开始思考中国寻人问题。每次想放弃时，他都过不去自己心里的那道坎。张大勇说，自己有多年的实践经验，“感觉国内比我了解这件事的人还没有，放弃的话，就没有第二个人做了。如果仅仅因为经济或者是心理等原因就放弃，我不甘心。”

2017年，张大勇第三次想放弃时，深圳一家公益基金会资助了他。除了低保，他每月能领到一笔固定资助，这给了他继续做无名逝者数据库的信心，“所以我有时候感觉，你要是做好事做不下去，老天都会伸手帮助你。” 

另一方面，是外婆给予的勇气。张大勇的名字是外婆蔡芸芝给起的，“大勇是让我勇敢，大智大勇，不能因为这点事，就辜负外婆对我的期望，不然说起来我也丢人。”

2020年，有自媒体写了他的故事，许多程序员纷纷留言，表示愿意为他免费更新网页。30多名程序员拉了一个群，刷屏谈论着张大勇看不懂的专业术语，有平面设计师提出帮他做区块化划分，把重要信息突出，有几个后台开发程序员想帮他升级系统，接入手机端。各个渠道的网友留言，都成为张大勇的“加油站”，成百上千的消息，他一条一条点开，“评论里95%以上都是正面的评论，鼓励我。”

以逝者之名：

希望推动中国无名遗体问题的解决

7000多条无人认领的遗体信息中，张大勇知道后续的并不多。不遮掩，不赚信息差，他完整地搬运了信息发布方的地点和联系方式，将信息汇总的桥梁作用做到极致。有时候是巧合，警方刚把发现的无名尸信息发给张大勇，寻亲家庭也已把寻人启事发给他，他才能知道自己的工作真正落到了实处。

张大勇需要这种正反馈。为此，他特地设置了“找到了”栏目，希望找到了的寻亲家庭或单位可以主动联系他，撤下已失效的信息。这十多年，张大勇收到了200多条短信回复，“大部分说的是感谢我，已经找到了。”

在张大勇看来，生者与逝者的寻亲结果是大相径庭的，“一种是生的喜悦，一种是死的悲痛。找活人，找到了你是高兴的，但你要是找到的是无名尸，哪怕你寻亲有结果了，也等于是二次打击。”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落叶要归根，只有入土为安、魂归故里才算是对死者有份交代。帮助无名逝者寻亲的这些年，张大勇接触到了太多寻亲的家属，在浏览网站时，“寻亲家属的内心都是矛盾的，既盼望着能找到亲人消息，又害怕在网站中找到，期盼对方还活在世间。”

在全国无名逝者数据库里，张大勇也设立了留言栏，上面有很多鼓励张大勇的留言，也有不少的商业广告。为维持网站的公益性，他每一条留言都要一一审核，最终只会留下真正寻亲家庭的留言。有的留言寻长辈，寻人信息含糊其辞，他会去提醒对方尽可能完善信息。

2020年最后一天，一位中年女性找到张大勇，想寻找二十年多前失踪的男友。她来自农村，男友是县城的，受到了他母亲的阻挠未婚。后来，男友得了白血病，不想拖累人，给她留下另觅良人的字条，就带着药离开了家，至今杳无音讯。后来，女子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并生下孩子。她知道男友大概率不在人世了，于是找上张大勇，希望能找到他的遗体，或是知道他葬在哪里，好带着孩子到坟上祭拜。

后来，这名女子给他发了条信息，说在梦里见到张大勇。“您到我家里帮我排兵布阵地找人，我惊奇地问，哥您不是不能行走吗？您笑着说，我好了，可以自由活动了。”

生病后，10平方米的家成为张大勇的全世界。“如果没有躺在床上，会不会过得更好？”张大勇想过，也抱怨过。近花甲之年，他对自己的生命也有了更多的理解，“我把这场病看成我幼时梦想和人生的转弯。从自然科学的研究，转到对社会科学的观察，也不赖。”

在救赎别人的同时，网站也治愈了他自己。躺在床上，记录各个城市奔波寻亲的人，张大勇也看到了生活的多面性和特殊性，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残酷。“也算是管中窥豹吧，这么偏僻、冷门的一个视角，也能看到人性的大千世界，获得了金钱以外的收获。”张大勇感慨。

2001年建立了第一个寻人网站后，很快就有相似功能的网站陆续推出，而2012年上线的无名逝者数据库，至今已过去11年，仍是中国民间唯一一个，已至少让200多名无名逝者叶落归根。随着时日增长，他越来越觉得，这就是他的使命和责任。

在床上躺了32年，张大勇自称自己的生活是乏味的。他很多时候躺在床上，侧着身子看喜欢的电影。他最爱看《动物世界》，这是他聊以自慰的“偏方”。他说，“动物世界优胜劣汰，喝个水都要提心吊胆，一不小心就被生吞活剥了，至少我还能安心活着，比这些动物幸运。”

2022年重阳节，张大勇的母亲也去世了。几十年间，她一直精心照料着张大勇，陪他走过了得病初期的阴霾。这几年，除了维持网站的运营，张大勇也用手指敲出了一本书，记录母亲王玉平上万个日夜的陪伴。对于母亲的逝世，他接受得比想象中平静，母亲还在世时，他们就生死有过多次讨论，“见了这么多了，也都适应了。”

终身卧床的命运，张大勇已经坦然接受。关于无名逝者数据库，他准备一直做下去，为自己，也为了那么多的无名逝者。未来，他希望能推动中国无名遗体问题的解决，就像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首页上写的那样，“在中国，再大的数除以13亿都是小数，再小的事乘以13亿都是大事。” 

红星新闻记者 蔡晓仪 蓝婧 实习生 唐梦婕

责编 冯玲玲 编辑 张莉

好了，关于患“不死的癌症”卧床32年，他在网上“打捞”了7000余条无人认领的遗体信息就讲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