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纪录片新作《追山人》市场遇冷，《最后的棒棒》导演何苦“下场”直播卖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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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红星新闻

《追山人》有这样一个情节，2020年除夕夜，何苦和制片人张井去找拍摄对象龙七要债，他们在村口烤着柴火，啃着馒头，龙七不来，他们苦等不走，因为还有人等着他们还钱。到了2022年春天，《追山人》已开始后期制作准备发行，何苦最终熬不住了，不得不解散了团队。“《追山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在了2022年的年底。”一个网友在评论区这样留言，表达了对作品的意犹未尽，也阐释了片子未能广泛受到关注的事实。

刚刚度过本命年的何苦已“专职”做了8年纪录片导演，2014年夏天，40岁的何苦从部队转业，随后开始拍摄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当棒棒的职业晚景。棒棒是重庆人对挑夫的称呼，他们在车站挑行李，在批发市场送货，在没有电梯的楼里搬家……不过，在山城重庆的都市化进程中，这个曾有数十万之众的群体，背影依稀远去。

《最后的棒棒》2016年在视频网站上线，打动无数观众，豆瓣评分高达9.7分。虽然版权只卖了2万多元，但何苦赚足了口碑。此后，何苦又有了两个纪录片项目。其一是《追山人》，另一个则拍了三四年，目前还没有结束。《追山人》开画后，市场遇冷，让他不得不重新考量未来。平台的流量分成还没有计算，但何苦估计现有收益还不够支付发行费用。

2022年冬天，在奉节县的老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何苦开始拍摄短视频，并尝试直播卖货。拍村里人的“小故事”，跟《追山人》里的向大炮合作卖蜂蜜。何苦有些自嘲的说，这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的“下限”。

父亲和幺麻子

父亲和幺麻子的故事，何苦酝酿了很久。他回到家里，跟严肃而倔强的老头坐在一起，大部分时间陷入沉默。

父亲拿着手机看了他的《追山人》，没有评价好坏，只是轻声问搞到钱没有？在父亲心里，没有挣到钱的儿子，日子一定不好过，也会脸上无光。然后父亲就拿出全部积蓄，第三次建了房子，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村里帮儿子把面子挣回来。

父亲和幺麻子的故事，简短而紧凑，看到后面，你会从何苦一贯地诙谐叙述中找到敏感的痛点。父与子的关系，是一股暗流，爱总是秘而不发。

在新近发布在抖音视频中，何苦只讲了父亲。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拍过那么多故事，他其实一直想拍拍父母，但又不知道如何表达。不过，何苦这条关于父亲的抖音视频，却得到不少网友的赞誉，他们认为这个小作品巧妙地阐述了一些深刻的东西。

《追山人》剪完后，何苦回到老家，在宁静的村子里发现了很多故事。他和母亲聊天，就随随便便找到了10多个可供拍摄的素材。而在母亲的口中，他也印证了父亲和幺麻子几十年来的较量。

这如同一个隐喻，与命运抗争的父亲，找了幺麻子这个假想敌。年轻的时候跟幺麻子比谁更有出息，年老后比谁的儿子更有出息，然后在别人的评价中确立自己。在狭小的山村里，这大概是人们最朴实的价值观。何苦对村庄有着深刻的眷恋之情，团队解散后，他曾考虑把工作室搬回老家，还跟最后留守的两个员工透露了这个想法。

几年过来，消耗大量精力和资金，却没有得到市场的回报，何苦曾在不同场合表示拍摄《追山人》是一个“糟糕的决定”。面对目前的尴尬境遇，他只说，“自己选的路，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何苦甚至还发现了“另一个村庄”。坐在村子里的何苦，突然觉得自己许久没有好好端详过这个叫着自己乳名的地方。童年记忆里很多模糊的印象清晰起来，关于成长，父亲，时间流逝，对于一个纪录片导演来说，这并不难发现。

何苦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除了《幺麻子是哪个》，他在老家还拍了很多段有意思的小故事，这些故事串起来，就是整个村庄的历史。

他说，记录这些历史，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的使命。

《追山人》后记讲述新近变化

《追山人》从北大女孩阿文在武陵山养蜂的故事讲起，拍摄过程一波三折。何苦表示，事件的发展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乡村创业故事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人物也特点鲜明，创业失败的博士、四处躲债的龙七、找不到工作的杨秀才、买不起房的王副指挥长……还有搞垮公司的财务。

这些人物凑在一起，让这部纪录片充满戏剧性，也让故事更典型。何苦说，《最后的棒棒》是第一代农民工进城的故事，《追山人》则是讲述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第一代“市民工”，他因此记录下了很多乡村创业者的真实现状。

故事的结局，阿文的宏大计划远远没有实现，她最终成为曾经的员工向大炮的合伙人——一个合作社的小股东，这是她再一次“爬起来”后的重新开始。

汪蓉曾是阿文的助理，原来的公司解散后，她最后一个拖着箱子离开。在阿文决定“东山再起”时，她又主动地找了回来。情谊之外，她代表了某种坚韧的精神，看起来更符合乡村创业的品质。

漂亮而懂事的汪蓉，在《追山人》里，是最受观众喜爱的一个人物。她踏实、善良、真诚，还有着扔实心球的实力。汪蓉学的是体育专业，在片中的创业团队里，她靠着努力，从基层干到“高管”。汪蓉曾带着几个同事回到老家，老家只有80多岁的爷爷奶奶。在凋零的村子里，两个老人颤巍巍地坚守着自己的生活，如同坐在隐秘的角落里。

有网友说，看了汪蓉回老家的视频后，才更理解汪蓉的性格和品质。汪蓉曾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跟爷爷奶奶长大。回到老家，她生火做饭，打扫卫生，给爷爷奶奶洗衣服，然后又包了很多抄手，买了很多菜，把爷爷奶奶的冰箱装满……临走的时候，爷爷奶奶送了又送，站在路口久久张望，汪蓉转身，眼泪长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正片之外才能更了解他们。”在《追山人》上线后，何苦更新了一些后记，讲述了新近的变化，也补充了一些片外的故事。后记里，还有何苦跟向大炮的合作——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向大炮专心养蜂，何苦负责卖蜜。向大炮朴实、憨厚、勤劳，他养出来的蜂蜜可靠。何苦觉得这样可以帮到向大炮和他的合作社，自己也能有所收益。

“大大方方挣钱是体面的”

疫情后的2023年春节，在院线影片票房回暖的背景下，何苦的纪录片还未“回暖”。

“《追山人》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结束在了2022年的年底。”一个网友看完片子后表达了意犹未尽，也陈述了片子未能引发广泛关注的事实。何苦说，他至今没去跟平台了解播放量和流量分成，“还懒得去弄”。

事实上，何苦对市场的反应并不意外，这个可能是大多数纪录片导演所面临的处境。《追山人》上线之前，何苦早有过“最坏的打算”，目前显然还不是最坏的结果，虽然流量不好，但观众基本上都是好评。“这些都不重要了。”何苦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工作已经完成，不会再有什么纠结，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挣点钱。

父亲在村里新修了房子，弟弟给了10万装修，他只能背地里咬着牙，刷了7万信用卡买家具。在拍摄《追山人》的过程中，他曾靠拍宣传片来养团队，把以前的剧本卖了作为经费。2022年春天解散公司的时候，何苦只留下了两个负责剪片的老员工。杨人齐既拍又剪，是团队里的多面手，虽然没有挣到钱，但她觉得做着有意义的事情。公司解散的时候，她很难过，要把几年上班的积蓄借给何苦“再坚持一下”。直到现在，何苦说起来依然鼻子发酸，他说要挣点钱才对得起身边的小伙伴。

第一次直播卖货，何苦预演了很多遍，但一说到产品，就有些舌头打结。“不习惯，开不了口。”他只能在直播间一再强调，不要因为支持他而下单，要按需购买。直播之前，他还有一件纠结的事情——要不要开启打赏功能。何苦不想要支持者的打赏，但又担心不开打赏功能，平台不给推流。

效果出乎意料，两次直播卖货，总共卖了100多万的蜂蜜，打赏分了4万多元。“这大概就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的下限吧。”何苦自嘲。他不得不说服自己，不能又要情怀，又要挣钱。只要卖好的产品，保持真诚，大大方方挣钱是体面的。

短视频也是一种记录

钱的问题本来可以不用那么艰难。何苦透露，曾有多人表达了对《追山人》的投资意愿，有的是因为《最后的棒棒》赢得的口碑，也有的是出于朋友的信任和支持。不过这些，何苦都没敢要，“怕坑了朋友”，纪录片不像电影，可以评估市场回报。

在《最后的棒棒》中，何苦跟几个棒棒同吃同住，还以参与者的身份去做一个棒棒，这种体验式的拍摄手法引发专业领域的广泛讨论。有人表示这种方式会干扰到拍摄对象，在情感上不够客观、克制。但更多人给予了赞誉，正是这个新导演的“笨办法”，与拍摄对象拉近了距离，建立了信任，可以更深入、真实地呈现故事。豆瓣网友给予的9.7分，证明了《最后的棒棒》剧集版是成功的。但后来推出的院线版却遭遇了“滑铁卢”，票房有些惨淡，很多观众认为剪辑的失败丢掉了原有的养分。

如今《追山人》市场遇冷，何苦觉得作品“有遗憾”，却坚信其价值。何苦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虽然现在没有被广泛关注，但也许多年以后，还会有人来看，这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何苦手上还有一部纪录片正在拍摄，已经历时三四年，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故事，但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记录。说起《追山人》没有“出圈”，何苦笑言，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他一直没有“入圈”。眼下，他没有其他纪录片项目计划。“当然，以后资金宽裕了，又有好的题材，还是有可能会拍个长的”。

何苦说，接下来除了卖蜂蜜，还会坚持拍短视频，记录小人物，记录乡村，乡村的创业者，包括《追山人》中的那些人物的后续。他说坚持拍下去，也是长篇纪录。

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编辑 郭宇 责任编辑 魏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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