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今天还需要谈论卫生的现代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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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木

青年作家

对于各种传染病毒或瘟疫而言，医学与科学是对其进行研究、认知、预防与治疗的最重要手段。即使在古代，各种涉及宗教、迷信或文化的理解与方法虽然会对瘟疫形成不同的理解，但最终的解决方法却总是在于寻找到正确的医疗方案。而伴随着19世纪病毒学以及现代医学的形成，对病毒与瘟疫的理解也渐渐成为一个专业领域，开始普遍地造福于其后的人类社会。而在这一转变中，人们对于病毒和瘟疫的认知也随之变化，尤其伴随着现代性的强势主宰地位，使得医学科学以及其诸多观念成为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人的基本知识储备，并且它往往超越个体，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国族观念产生紧密的联系。

近代中国的“卫生”观念依旧影响着我们

美国汉学家罗芙芸在其《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意义》一书中便围绕着“卫生”这一在近代中国被建构的名词展开研究，介绍了伴随着西方思潮进入后在中国城市中所形成的关于“卫生”的现代西方医学和健康知识。而其中最核心的一点便在于“卫生”与现代性的密切关系，即个体或是一个种族、国家是否注重卫生本身就体现着他们是否是“现代的”。为此近代中国知识精英一方面吸收西方的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知识，另一方面也根据自身的传统对其进行相应的修正与调整。

近代中国对于“现代性”的焦虑我们会在许多此类研究中见到，而像罗芙芸、费维恺和冯客等汉学家所关注的医学、细菌学和公共卫生领域所体现出的现代性焦虑则往往更加鲜明。就如罗芙芸所指出的，对传统中国人而言，卫生指的是一整套关于生活与生命的修养方式，这一点就如福柯在古希腊所发现的养生法一样，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性。而随着现代医学知识的发展，卫生所涉及的范围开始萎缩且最终成为医学与公共卫生的附属，下到个体上到国家，一个卫生的有机体成为现代性最标准的主体。

虽然当下我们已经很少再见到集中的卫生运动，但卫生的观念却早已经在近代知识精英以及政府的推广下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尤其当新的疫情出现后，各种卫生机构与医院再次为公众进行相关的病毒知识普及，提醒疫情中需要注意的卫生和健康问题。也恰恰在这个特殊时刻，我们发现罗芙芸所研究的近代中国“卫生”观念和体系的诞生依旧时刻影响着我们当下的生活，尤其是一代又一代关于卫生和一些通识医学与健康知识的普及，让人们在面对病毒传染时能够有最基本的知识储备以及心理防御。

然而这样的知识储备也面临着新病毒以及医学研究本身局限的限制，就如新冠病毒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各种研究。最后通过当下繁盛且复杂的互联网与各类自媒体被广泛扩散与传播，而其中许多对病毒的认知也往往是泥沙俱下，掺杂着许多耸人听闻或错误的信息。因此只能通过各类专业途径一遍又一遍地普及才能消除这些错误知识，从而让人们能够在疫情中更好且更准确地预防。

处理疫情的最佳方式是科学

但无论是关于卫生的知识还是对于病毒的预防措施，其往往都并不仅仅只涉及医学和科学问题。罗芙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时期的半殖民地天津，并且通过历时性的方法观察各种政治的、文化与经济的势力在围绕“卫生”时所形成的摩擦与斗争，而也正是这些张力在潜移默化地决定与影响着对于各种疫情的认知与预防措施。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看似小小的卫生问题，实则牵连着个体、民族与国家对于自身的想象与理解。而这一点也会在各种瘟疫肆虐时出现，看似只是病毒预防与公共卫生的问题，背后实则有着更加深刻的意义。

即使如此，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却始终未曾被放弃，即在面对病毒与瘟疫时对于人们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其所依赖的观念背后所涉及的现代性问题。如今不会再有人利用宗教或一些巫术来理解病毒与瘟疫，也不会把感染者当作是罪人或道德败坏之人，因为医学与公共卫生的发展以及其科学性保证了我们对于病毒和疫情处理上的最佳方式。这一套基本的现代科学防疫观念本身就被看做是检验个体或一个国家是否真正“现代”的试纸，即使是一个再封闭的国家，都必然要依靠这一套现代科学防疫措施才能解决疫情的困扰。这一点在当下已经无可置疑。但与此同时，我们却也会发现各种关于病毒、感染与预防疫情的传统看法依旧在传播着，而这些被现代公共防疫体系所批判的观念也在罗芙芸的研究中出现过，它们主要关注的往往并非疫情，而是预防背后所涉及的各种力量之间的角逐。

“卫生的现代性”最核心的理念

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反复地看到在疫情中对于科学的、医学的认识病毒和传染的普及与强调，因为说到底解决疫情的核心就是医学问题，一旦人们勘破病毒的秘密，研制出相关的预防措施和疫苗，疫情也便会随之消失。而这一观念也正是“卫生的现代性”最核心的理念，相信通过科学研究可以去除传统中氤氲在病毒与传染上的各种迷信与错误观念。

而也正是这一“去魅”过程形塑着现代个体——卫生不仅仅只涉及外部的个人健康（身强体壮），其实也在建构着健康的个体内部（心灵与精神）。在这里，我们不能忽视“卫生”所具有的隐喻性——以及民族国家的形象。一个“卫生”的国家就是现代的国家。就如梁其姿在其《麻风》一书中发现的，近代日本为了塑造自身的“卫生”形象，展开了对麻风病人的集中隔离。

在很大程度上，当下的我们依旧走在近代中国对于卫生现代性的延长线上，并且即使经过了一轮又一轮下到个体上到政府所组织的卫生运动，“卫生”的观念依旧并未真正地普及或是说未塑造出现代的个体。尤其当我们置身于新的疫情中时，曾经被批判与抛弃的幽灵（对病毒和瘟疫的迷信看法）再次卷土重来，而医学、科学以及公共卫生这些作为现代性的骑士也不得不再次提刀上马去捍卫它们自身的权威。

好了，关于今天还需要谈论卫生的现代性吗？就讲到这。